□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
近日，实力派作家萧耳的最新长篇小说《望海潮》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由上卷《朵小姐》、下卷《去海边》和番外《蟋蟀记》组成，书写了浙江地域80后一代女性在经济浪潮中的成长故事。5月16日，接受半岛全媒体记者专访时，萧耳表示，自2017年完成中篇小说《朵小姐》后，她对这个人物念念不忘，很想看清她未来是怎样一种人生。萧耳认识到，时代浪潮下，每个人都有机会，于是根据人物性格、地域特色、时代契机，循着小说的逻辑，续写了这个故事，补足了朵小姐的人生走向，也述写了与其相关的一些小人物形象。
潮头人物
观照大时代小人物的烟火生活
记者：首先请介绍一下《望海潮》的创作缘由或契机。
萧耳：我2017年写《朵小姐》，写完后总是会想起这个人物，她总牵动我，好像把我拉回去，要告诉我她后来怎么样了，有这样一些暗示。但我想了好多年也没想清楚她到底会怎么样。多年来，我看到很多人的成长或者衰落，浙江经济活跃，机会是挺多的，各阶层的人可能都有一些机会，遇到各种商机，这是时代给的。朵小姐虽然没有什么学历，也没有一技之长，但我总觉得她会有机会，这是我内心比较确信的。
我后来会写第二部分，是觉得一个人在最无助的时候，会退守到她觉得最安全的地方，那就是她跟外婆一起生活的那个江南小镇。从小说的逻辑来说，她必然要回到外婆的小镇，这个时候故事就开始了。她回到小时候生活的地方，会发生什么事儿？遇到什么人？那么就有了我第二部整个的生活场景，她少年时代生活中的那些人好像沉渣泛起一样，朵小姐在无助又颓丧的状态下，回到她最亲近的土地，又会生出一些力量，然后遇到各种事情。
我看到了这个人物发展的一些必然性，一是地域性，再者是时代给予的各种机会，以及一个女性内在生长出来的力量，比如由童年记忆激发的正向意识、责任担当等。浙江山清水秀，三门海边有很多乡村民宿，我就把故事放在三门，更有那种海潮翻滚的意味。可以说，我看到一些客观的东西，人一生中起起伏伏，每个人在这个大环境、这个时代、这么一个激越的浪潮里，都会有无数机会，无非有没有把握住的问题。
记者：您说“关于朵小姐这个女性，其实我花了很多年才看清楚”，请评述一下您塑造的朵小姐的性格特征及命运。
萧耳：朵小姐其实没有真正被规训过，除了社会的规训。她从小被放到外婆家养，父爱母爱都是缺席的。外婆隔代亲，老人尽量对她好，但并不能很好地管束到她。她从小就要找自己的生存资源，有姐姐这个参照物，她是不服气、不服输的。其二她是有野心的，生机勃勃，性格比较倔强。和伟国在一起的时候，她又有些好高骛远，和伟国一样有野心有欲望，但她也正视自己的欲望，有一个小女子妩媚的一面，所以我给她取名朵朵，她其实还有花的特点。
记者：故事定名“望海潮”，有怎样的意象或隐喻？
萧耳：其实最后才定了这个名字。想了很多书名都觉得要么就局太小，要么只能概括一部分，要么意象不够清晰，很难概括这三段的故事。后来就想到“望海潮”，因为最终朵小姐的去向是到海边经营民宿，她把另一个很明显的符号——芭比娃娃给漂流掉了，以此告别欲望、身份和过往的生活。
其次是故事的发生地在杭州，朵小姐的愿望就是能够进杭州做城里人，她去杭州上学，拼命学说杭州话，留在杭州工作。这会让人想到柳永《望海潮》写到的杭州的奢华和美好。那样一种都市的、纸醉金迷的、繁华的生活，也是伟国、朵小姐这些小地方人的向往，他们想要过大都市的更高阶层的生活，同时也有浙江潮头人物那种不太安分的东西，所以就取了这个书名。我觉得它既有古典的传统意味，与传统意义相呼应，又与当下时代的奋斗精神相契合，有一种现代性的浪潮里的人物的感觉，骨子里是比较大胆的。
自觉性书写
关注70后80后女性群体命运
记者：您塑造的何竹儿由情投意合的少年夫妻走向一地鸡毛的中年，其中牵涉职场生态、人性复杂，以何竹儿的故事与朵小姐进行对比和参照，讲述其美满幸福生活对比性岂非更强？这对故事推进有怎样的意义和影响？
萧耳：我觉得何竹儿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一个相对更优雅的阶层里，但同样要面临很多矛盾、利益、欲望、冲突，要面对自身女性身份的问题。这一对姐妹花有各自的身份、处境，但本质上他们都有一些矛盾甚至很危险的东西要去面对。所以我写何竹儿最后与沈波和解，他们都理解了对方的不易，双方都没有那么好，但他们有感情，从大学校园里一路走来，互相扶持，并不说散就散了的，所以我写了一种灰色地带的东西，身处灰色地带里的时候，彼此才更有一些宽容度吧。生活中不是那么彻底的黑或者白，何竹儿也找不到一个完全理想状态的沈波。
记者：何朵朵何竹儿姐妹俩的人生际遇，以及对丁路路、芭蕉的刻画，您对于女性书写有何经验可与文学爱好者及读者们分享？
萧耳：说不上经验，可能我比较在意女性书写，早年也写过几个非虚构的，包括《第二性元素》《女艺术家镜像》，小说《中产阶级看月亮》《林中空地》《望海潮》，都是以女性视角来写的，主要以写女性个体的命运为主。我觉得同时代的男性只需要关注人性，但作为女性，她除了要关注人性，自己的处境里还有性别弱势的认知。
虽然我没有因为性别受到歧视或不公待遇，但很多细微处你会发现女性的身份是存在的，所以我会有一种自觉性来书写女性，我特别想写70后、80后这两代女性的命运。《林中空地》我写了一个女性读书会，串起这些女性的自我精神生长。其实我更多关注一些中产阶级女性，城市知识女性，这一类我写得更多。朵小姐偏底层一点，我觉得她们更会遇到一些与性别有关的困境，比如生育对女性的影响，包括我自己，我是那么热爱写作的人，也因为生孩子中断了小说创作10年，就写了一些非虚构随笔。
家庭生活中，女性会不自觉地付出更多一些，压力也更大，现在很多女孩不愿意结婚，也不愿意生育，如果社会不能给女性更多安全感，或者更平等的对待，那这个困局就解不开。大家现在对女性的期待也不一样了，希望女性更多地做自己。
阶层突破
拓宽视界摹写不熟悉的生活
记者：上卷下卷之外，您以“番外”解析沈伟国失踪后的人生，看似解开了正文的谜题，却又设置了他横死之谜的留白，为何这样设计？
萧耳：我曾经想把第二部分放在中间，我想那伟国去哪里了呢？然后我接下来穿插番外篇的部分，然后再讲朵小姐的下一部分。后来是跟编辑沟通，我发现确实放到最后好像解了一个悬念，上下两卷更一气呵成，到番外篇，生活的场景就转到远方了。番外部分我也确实想过有没有写的必要，如果我不写，我觉得伟国的人性就没有全部挖出来，我对伟国特别感兴趣，这是我必须要写这个部分最重要的推动理由。
本来停在伟国的生死未卜，留一个巨大的空白和悬念，让大家去想也挺好，对小说而言那种开放性好像更有吸引力。但我为什么一定要写这个呢？因为伟国这个人，我设置他是浙江义乌人，义乌这个地方非常神奇，义乌小商品市场走向了全世界，义乌经济的生态，包括义乌租的房子，联合国一样的各国人来做生意，这里面既有商品经济特别蓬勃的野蛮的生长力，同时又有一些如山寨货、贴牌等暗面的东西，发展小商品经济到了一定时期，肯定要来规整这些负面的东西。于是伟国成了亡命徒，改头换面隐姓埋名，但他那种商人的精明和才华，看到商机无法一辈子苟在那里，那是他的本性，稍微一放松就一点点暴露出来，有一点点机会就发家致富，危机也就来了。所以我就想写伟国的宿命，他是个天生的商人，就像一把双刃剑，到哪都能发光，能把握住机会，但他在困局里，本性也会致他于死地。
记者：您是非常高产的作家，这部“跨越时间最长的”长篇小说对您而言是否有特殊的意义？
萧耳：我一般不会轻易去写一个长篇小说，《望海潮》对我肯定是比较有意义的。其一，它是写女性的成长，我一直想写一个比较完整的女性成长作品。其二，这也是我一个阶层突破的写作，不仅仅写自己最熟悉的中产女性、知识女性，而是把目光放得更低一点，去看女性的命运，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写跟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毫无关系的一群人，写我不熟悉的生活。朵小姐们的生活好像跟我无关，但她们的悲欢跟我也是相关的。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就是拓宽一点自己的视界，看到跟自己不一样的生命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挺好的。
记者：近期有何创作规划？
萧耳：我正在改一部长篇，改到了第四稿，是一个跟青春、摇滚、公路、全民K歌以及互联网新兴产业有关的长篇小说，我的主角是80后，如果把这部作品和《鹊桥仙》加起来，那么我觉得我自己的灵魂就完整了。所以这是我生命中必须要写的一本书，因为是我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我一开始写得特不理想，改得也很痛苦，但我又很沉迷于这个过程中，我正在“脱胎换骨”，像登山一样，希望老天帮我爬完这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