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5日凌晨，日寇第36师团所属驻山西太谷县的鬼子，出动永野大队长以下500余人，秘密向榆社县双峰镇实施奔袭，企图配合另外几路日军，合围八路军129师师部和后方机关，刘伯承师长发觉该路敌人比较薄弱后，当即电令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就近调动四个团的兵力加以围歼。

（太岳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

陈赓闻令而动，迅速调集386旅第772团、决死一纵队第25团由交口出发，向双峰镇以北和以东方向疾进。至傍晚时分，两个团先后赶到战场，随即对鬼子发起猛攻，面对绝对优势兵力的八路军，日军永野大队不支，急忙抢占了太平庄、柳树沟等村落，构筑野战工事据守。

日军一旦转入阵地固守，消灭起来着实困难，我两个团连续组织多次攻击，均未奏效。陈赓深知，战斗一旦打成僵局，附近日军会很快前来增援，为避免陷入被动，乃督促386旅第16团、决死一纵第38团星夜兼程，于9月6日中午抵达战场，发起四面围攻。

经四个团奋勇拼杀，将敌人阵地逐步压缩，下午4时许陈赓下达总攻击命令，日军全线崩溃，战至9月7日拂晓，八路军毙日军永野少佐以下400余人，基本歼灭了这股日军，但是仍有部分鬼子趁夜逃出了包围圈，八路军也付出了600人以上的伤亡代价。

这也是“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最后一战，对于太岳军区在双峰镇取得的重大胜利，129师师部专电嘉奖，然而面对惨烈的战场和牺牲的指战员遗体，陈赓司令员却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八路军刘邓聂首长）

一、陈赓对百团大战有不同看法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又被称为“正太铁路破袭战”，战役构想始于1940年7月初，就在之前的6月份，日寇在正面战场上，已经占领湖北重镇宜昌，兵锋直指三峡和后方的重庆，而汪伪政权期间也粉墨登场，重庆当局陷入一片混乱和悲观状态。

日军在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在政治上对重庆当局进行诱降，中国的抗战遂进入至暗时刻。此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已返回延安，“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左权研究认为，为扭转华北战局，提振举国抗战士气，有必要发起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战役。

战役的主要决心，是彻底破袭日军连接河北和山西的主要交通线：河北正定到山西太原的铁路线，简称“正太铁路”。彭总和左参谋长要求，各部队应彻底破坏该段铁路线，同时消灭沿线所有中小据点，以打破日军的所谓“囚笼政策”。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给120师、129师和晋察冀军区，以及相关各部下达了战役预备命令。

（百团大战期间的彭总）

自战役发起之日起，八路军各师、各军区先后有105个团投入作战，给日伪以沉重打击，当各部参战兵力统计上来以后，彭老总高兴地说：“那就叫百团大战吧”！

应该说，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战果还是比较辉煌的，日寇重兵把守的正太铁路线，一夜之间几乎不复存在，沿线据点也均遭毁灭性打击，八路军毙伤日伪军甚重。

战果颇丰，影响巨大，百团大战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然而陈赓对百团大战的发起，却一直充满着忧虑，毕竟许多战斗都是攻坚作战，对于缺乏重武器甚至基本步机枪弹药的八路军来说，战损一定是非常巨大的，如此并不利于长期抗战。

对于自己的担心，陈赓不好公开提出来，只能通过私下关系，委婉地向上级提出意见。40多年后的1982年，当年的386旅参谋长周希汉将军（开国中将）在访谈中，曾亲口对著名军旅作家苏策讲过：

“陈赓是不主张打百团大战的，他认为那样会把我们的基本力量拼掉，所以上级在第一阶段作战时，叫我指挥太岳部队”！这段话其实信息量极大，事情很明显，陈赓思想上有些抵触情绪，而上级也是发了脾气的！

（周希汉中将）

1940年9月20日，陈赓赶赴八路军总部，参加了彭总主持的作战总结大会，认真汇报了太岳军区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中，部队的作战情况和经验教训。

在陈赓看来，破袭正太路的战役效果已经达到，且日军已经清醒过来，正调集重兵准备实施报复，百团大战似应告一段落，后面的中心作战任务，必须应对敌人的反扑和“扫荡”。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陈赓返回太岳军区司令部的9月21日深夜，又接到了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发来的，关于进行"百团大战第二战役的作战命令"。

命令特别要求，以386旅和决死一纵组成战役“左集团”，坚决攻克日军据守的三个重要据点，其中居然包括城防坚固的榆社县城，陈赓接电大吃一惊，夜不能昧，实在难以理解上级的决定。

四年以后的1944年4月，陈赓在延安做报告时谈及此战，感慨地说：“到了第二阶段，我觉得不能再打了，我问一个问题，这一战是不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战？如答复是就打，否则不打，师长来命令叫一定要打”！

（百团大战的宣传墙报）

二、陈赓亲自指挥榆社攻坚战

电视剧《亮剑》里面，李云龙指挥独立团攻击平安县城，在“意大利炮”的加持下，破城歼敌似乎轻而易举，遗憾的是，那只是文学创作罢了。而陈赓指挥的榆社之战，深刻地诠释了八路军攻坚作战之艰难，以及将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

当时的榆社县城，是日军嵌入我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据点，守敌为片山旅团板津大队的一个中队，兵力计有藤本中队长以下220头鬼子、60多名伪军，总共不超过300人的样子，这几乎是华北地区的常态。

为了攻克榆社，陈赓调集了772团和第16团的全部，并且加强了一门山炮，同时以决死一纵的25团、38团攻击另外两个据点。这里单说榆社攻坚战，八路军两个主力团4000余人，以十余倍的兵力团团包围城池，于9月23日深夜发起攻击。

整整打了大半宿，我军仍无实质性突破，日军的防御能力绝不可低估，次日拂晓，陈赓叫停了攻击，带着团、营干部们重新查看地形和组织火力，广泛开展军事民主，发动指战员们动脑筋想办法。

经过认真准备，9月24日下午3时30分，陈赓再次下达总攻命令，两个团的战士们在火力掩护下，运用爆破等手段，从四面八方突入城内，激战中歼敌大部，残敌龟缩至榆社中学院内继续顽抗。

当八路军实施向心突击时，鬼子突然施放毒气，恰逢天气阴气压低，冲在第一线的指战员们几乎全部中毒，陈赓不得不第二次叫停了攻击，并亲自抵近观察了榆社中学的日军工事，发现东北角的地势易于坑道爆破。

陈赓调整部署，命令攻击部队兵分三路，由西侧和西北侧的部队实施佯攻，掩护东北角的部队以掘进方式进行坑道作业，同时等候毒气散去。至9月25日中午，772团将满满一棺材炸药，送至挖好的坑道中。

下午2时45分陈赓下令攻击，在一声巨响中，鬼子最后一个大碉堡被炸上了天，八路军战士们一涌而入，与残敌展开白刃血战，日军中队长藤本绝望之下剖腹自杀，剩余的10多个鬼子割下藤本的脑袋强行突围。

这伙鬼子跑出榆社城数里之外后，被我16团的预伏部队或毙或俘，藤本中队220个鬼子无一漏网，榆社攻坚战取得最终得胜利，然而却是一场惨胜！

（陈赓周希汉在榆社战后）

在榆社之战中，386旅以绝对优势之兵力，苦战近48小时，才歼灭了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干部战士伤亡却高达700余人，八路军缺乏攻坚火力和经验的弱点，已然暴露无遗。

陈赓为此痛心不已，但仍然坚决执行了上级的攻击命令，周希汉后来说道：“陈赓司令员所以在百团大战中积极指挥作战，因为他是遵守纪律的典范”！

榆社战后，陈赓对来访的记者发表谈话：“我们的胜利，给了敌人一个严重的教训，太行山并不是无人之境，可以由他们大摇大摆横冲直撞”！

这当然是振奋人心的宣言，但是在敌强我弱的年代，想做到这一点，意味着要付出很大的牺牲，不久以后，彭老总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发起了围歼冈崎支队（大队规模）的关家垴之战。

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后，自1940年10月20日起，日军调集数万兵力对太行山进行“大扫荡”，其中第36师团拼凑起来的冈崎支队500余人，10月25日前后居然误打误撞，闯进了根据地腹心地区。

该敌随即遭到八路军主力的围追堵截，冈崎只好率部一路逃窜，发觉陷入重围后，乃逃上武乡县的关家垴上，构筑工事企图坚守待援，彭总则第一时间调集六个主力团发起围攻。

此战也是军史上争议颇大的战役之一，在八路军首批参战部队中，其中有四个团隶属于陈赓的太岳纵队。

三、陈赓曾经委屈得"潸然泪下"

关家垴战役的详情，各类文章多有描述，此间略过，总之八路军在敌人精准的火力和专业的工事下，尽管付出重大伤亡，多次实施攻击仍然未能奏效。

陈赓认为不能这样打下去了，遂电话联络刘伯承师长，直言自己的意见；刘师长也把电话打给彭老总，提议暂停攻击，最好把敌人放下山来，在野战中寻机消灭它们。

已经打红眼的彭总，对旅长师长的建议概不采纳，坚持要在关家垴全歼冈崎支队，从而震慑住鬼子，使其不敢再以大队级兵力，在抗日根据地内部横冲直撞。

而面对部下的不停劝谏，彭总当时也说了些过头话，比如“撤129师番号”、“杀头不分大小”等等，在彭总的强力要求下，刘伯承和陈赓等各级首长，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组织攻击。

《陈赓传》的作者充满感情地写道：“陈赓看到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上级对自己的正确意见不接受，还派人督战时，曾潸然泪下”。

事情很明显，彭老总不仅严厉批评了刘师长和陈旅长，肯定还派出了总部人员赶往前线“督战”，确实有些伤了一线指挥员的自尊心，这里只能一声叹息。

刘伯承和陈赓的担心不无道理，百团大战三个阶段全部结束后，根据129师的不完全统计，全师在三个多月的作战中，累计歼灭日伪军8000余人，自身伤亡也达到了7000余人。

牺牲的烈士中，有不少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损失堪称巨大，刘伯承向来反对“杀敌三千，自损八百”的战法，而129师付出的代价，已然远超这个标准，作为参战主力的太岳纵队，更是伤亡惨重。

比如决死一纵队的第25、第38两个团，出发时各自满编2200余人，百团大战打下来，每个团只能编成一个步兵营、一个干部队、一个后勤队、一个特务连和一个机枪连，连原编制的一半都达不到，尤其是损失了大批战斗骨干，让陈赓痛心不已。

惨痛的教训，让刘师长也认识到了问题，他后来在延安谈到：“当时我们对华北战场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我战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指挥上带有某种盲目性，尤其是第二、第三阶段，更多采用了阵地战的形式，增大了部队的伤亡，伤了自己的元气“！

至于彭老总本人，也曾在建国后撰写的《彭德怀自述》中有所反思：“如果当时看破了敌人这样的战略企图（即不是要在北方进攻西安，而是要在南方打通粤汉线），那就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等地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

彭总坦言：“再者，破击战役后期，我也有些蛮干地指挥，使部队战斗力减弱了，使129师伤亡多了些”。对于百团大战的是非功过，我辈不敢妄评，只能说，开国将帅各有各的战略考量，相比较而言，陈赓的预见性更准确一些。

因为此役过后，日军重新评估了八路军的力量，华北抗战局面由此进入最困难的时期，且八路军的快速发展，也震惊了重庆当局，遂有1941年的惨痛事变，这些历史事件都是互有关联的。

不过建国以后，在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时，陈赓坚持应对百团大战做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赞成贬低这次战役的重要意义，更反对把责任归结到某个人身上，开国大将对战史严谨而客观的态度，堪称我辈楷模！

（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指挥部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