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濠州乡间的饱学儒士，到朱元璋麾下的核心文臣，从运筹帷幄的后勤总管，到制定典章的开国宰相，李善长的一生，是大明开国史上最具争议的治国史诗。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研习经史，深谙法家治世之道与儒家伦理纲常，兼具行政才能与谋略眼光；他在朱元璋创业初期主动投效，以“后勤保障为根基，制度建设为长远”的理念，为朱元璋稳定后方、积蓄力量，成为军队的“粮草脊梁”；他主持修订《大明律》《大明礼制》，建立中央到地方的行政体系，为大明王朝构建起最初的制度框架；他辅佐朱元璋登基称帝，位列百官之首，却在晚年深陷党争漩涡，最终落得族诛的下场。与徐达的“功高不骄”、刘伯温的“功成身退”不同，李善长以“宰辅之才”奠定大明基业，却因“权欲过盛”未能善终，其一生的荣与殇，既是个人命运的浮沉，更是明初皇权与相权博弈的缩影，至今仍引人深思。
元延祐元年（1314年），李善长出生于濠州定远（今安徽定远）的一个儒学世家。定远地处淮河流域，是元末战乱的核心区域之一，连年的灾荒与战乱让百姓流离失所，但李家凭借深厚的家学底蕴，始终保持着对经史典籍的研习。李善长的父亲李敬是当地有名的儒士，虽未入仕，却以治世理念闻名乡里，他对李善长的教育尤为严苛，不仅要求其精通儒家经典，更强迫他研读《管子》《商君书》等法家典籍，希望他能在乱世中习得“经世致用”之术。
据《明史·李善长传》记载，李善长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行政天赋。十岁时，邻里因土地边界纠纷争执不休，地方官吏多次调解无果，李善长主动出面，依据元律条文与乡规民约，手绘土地疆域图，清晰标注各家地界，最终让双方心服口服。此事传开后，“少年儒士善断事”的名声便在定远一带流传开来。十五岁时，李善长进入濠州府学深造，他不似其他学子那般专攻科举文辞，反而潜心研究历代典章制度与治国案例，尤其对汉高祖刘邦麾下的萧何“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的事迹推崇备至，常对同窗感叹：“乱世之中，武功定天下，文治安天下，萧何之职，乃国之根基也。”
成年后的李善长，身材高大，谈吐沉稳，因精通律法、善于谋划，被当地乡绅推举为“里正”，负责处理地方民政事务。在里正任上，他展现出卓越的管理才能：当时定远遭遇旱灾，粮价飞涨，百姓纷纷囤积粮食，市场秩序混乱。李善长一方面出面劝说乡绅富商开仓放粮，以合理价格售卖；另一方面制定“计口售粮”制度，防止商人囤积居奇，同时组织百姓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在他的治理下，定远地区的灾情得到缓解，社会秩序逐渐稳定，连元廷的濠州知府都对他赞赏有加，曾举荐他出任濠州主簿，但李善长见元廷腐朽不堪，官场黑暗，便以“亲老需赡养”为由拒绝了任命。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濠州地区成为起义军与元军争夺的焦点，各路义军首领纷纷崛起。定远作为军事要地，先后被郭子兴、彭大等义军首领控制，战乱再次席卷而来。李善长深知乱世之中，仅凭一己之力难以保全乡邻，便召集家族子弟与乡勇，在村中修筑堡垒，囤积粮草，抵御乱兵侵扰。他凭借出色的组织能力与谋略，多次击退流寇与散兵的进攻，让家乡在战乱中保持了相对的安宁。
在此期间，李善长密切关注着各路义军首领的动向。他曾见过郭子兴的优柔寡断，也目睹过彭大的残暴嗜杀，始终没有找到值得辅佐的明主。直到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率领一支年轻的义军攻下定远，其“不杀降卒、不掠百姓”的军纪与“心怀天下、拯救苍生”的言谈，引起了李善长的注意。当时朱元璋麾下虽有徐达、常遇春等猛将，却缺乏善于治理后方、调度粮草的文臣，李善长认为朱元璋“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乃当世真主”，便决定主动投效。
元至正十四年冬，李善长带着自己整理的《治世十策》，前往朱元璋的军营求见。朱元璋听闻有儒士投效，便亲自接见。两人在军营的帐篷中促膝长谈，李善长从“民心向背”“后勤保障”“制度建设”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并以刘邦与萧何的故事为例，建议朱元璋“任用贤能，严明军纪，安抚百姓，积蓄力量”。朱元璋听后，茅塞顿开，对李善长说：“先生所言，正合我意。我军中多为武将，不知治理之道，先生愿屈就，当为我之萧何也。”当即任命李善长为掌书记，负责处理军中的文书、粮草调度与民政事务。
李善长投奔朱元璋后，很快便成为幕府中的核心人物。当时朱元璋的义军正处于发展初期，地盘狭小，粮草匮乏，且军中成分复杂，纪律涣散。李善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整顿军纪与后勤制度。他制定了严格的“军规十条”，明确规定“士兵不得劫掠百姓财物、不得擅杀降卒、不得毁坏农田”，对违反军规者严惩不贷。同时，他建立了“粮草登记制度”，对军中的粮草、衣物等物资进行详细登记，按需分配，杜绝浪费与贪污。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率领义军渡过长江，进攻太平（今安徽当涂）。此次战役，李善长展现出了卓越的后勤调度能力。他提前派人勘察长江沿岸的粮草储备点，与当地的粮商达成协议，以合理价格收购粮草；同时组织民夫组建运输队，跟随军队前进，确保粮草能够及时供应。在攻城过程中，义军遭遇元军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军中粮草逐渐短缺，士兵士气低落。李善长得知后，亲自前往军营，向士兵们宣布“攻克太平后，秋毫无犯，且每人赏银五两”，同时拿出自己私人储备的粮草，分给士兵们充饥。士兵们士气大振，最终攻克太平。战后，朱元璋对李善长说：“此次攻克太平，先生的功劳不亚于前线作战的将领。”
攻克太平后，朱元璋的义军势力逐渐壮大，但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当时长江流域的义军首领陈友谅、张士诚等人，实力都远超朱元璋，且对朱元璋虎视眈眈。李善长深知，要想在乱世中立足，必须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他向朱元璋建议，以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为都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逐步扩大地盘，积蓄力量。朱元璋采纳了李善长的建议，于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攻克应天府，将其定为自己的根据地。
在应天府，李善长开始全面负责后方建设。他首先推行“屯田制度”，组织士兵与百姓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提高粮食产量。他制定了“屯田奖惩条例”，规定“士兵屯田收获的粮食，一部分上交军用，一部分归自己所有；百姓屯田，免除三年赋税”。在他的推动下，应天府周边的荒地得到大量开垦，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不仅满足了军队的需求，还储备了大量的粮草。同时，李善长还积极发展手工业与商业，在应天府设立“织染局”“冶铁局”，制造兵器与衣物；开放集市，吸引商人前来贸易，增加财政收入。经过几年的治理，应天府成为当时长江流域最富庶、最稳固的根据地，为朱元璋的对外征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除了后勤保障，李善长在谋略方面也为朱元璋提供了重要支撑。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率领十万大军进攻应天府，军中许多将领主张逃跑或投降，朱元璋也陷入了犹豫之中。在军事会议上，李善长与刘伯温力主抵抗。李善长从后勤角度分析道：“我军在应天府经营多年，粮草充足，城池坚固，足以坚守；陈友谅远道而来，粮草运输困难，且军纪涣散，不得民心，久战必疲。我们只需坚守城池，等待时机，必能击败敌军。”同时，他建议朱元璋采纳刘伯温的诱敌深入之计，由康茂才诈降，引诱陈友谅进入龙湾埋伏圈。朱元璋采纳了两人的建议，最终在龙湾大败陈友谅。战后，朱元璋称赞李善长：“先生既能保障粮草，又能谋划战事，真乃吾之左膀右臂也。”
在此后的几年里，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李善长始终坚守应天府，负责后勤调度与后方治理。无论前线战事多么紧张，他都能确保粮草、兵器等物资及时供应到前线。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鄱阳湖之战爆发，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战，朱元璋率领二十万大军与陈友谅的六十万大军展开决战。此次战役持续了三十六天，粮草消耗巨大。李善长在后方动员了所有的民夫与运输队，日夜不停地将粮草运往鄱阳湖前线，甚至亲自前往江边调度运输船只。他还组织妇女缝制衣物、包扎伤口，组织工匠制造弓箭与火炮，为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当朱元璋最终击败陈友谅的消息传回应天府时，李善长正在指挥民夫晾晒新收获的粮食，他望着北方的天空，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后，统一了江南地区，北伐灭元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北伐前，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二十五万大军北伐；任命李善长为“留守应天府，总理军国大事”，负责后方的一切事务。李善长深知北伐的重要性，他提前制定了详细的后勤保障计划，在山东、河南等地设立粮草中转站，组织大量民夫跟随军队前进，确保粮草供应；同时加强应天府的防御，防止张士诚的残余势力与元军偷袭。在他的精心安排下，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于次年攻克元大都，推翻了元朝的统治。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改元“洪武”。在制定朝堂制度时，朱元璋首先想到的便是李善长。他对群臣说：“善长跟随我多年，为我治理后方，调度粮草，功劳最大。萧何为汉之开国宰相，善长当为我之萧何。”当即任命李善长为中书省左丞相，封韩国公，位列开国六公之首，食禄四千石，赐铁券，免死三次（自身两次，子一次）。同时，朱元璋还追封李善长的父亲为临淮伯，母亲为临淮伯夫人，赏赐大量的金银财宝与土地，李善长的荣耀达到了顶峰。
作为开国宰相，李善长的核心任务是构建大明王朝的制度框架。他主持修订了《大明律》，这是大明王朝的基本法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修订过程中，李善长坚持“礼法结合、宽严相济”的原则，既吸收了法家的严刑峻法思想，以维护社会秩序；又融入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强调“孝道”“忠义”。《大明律》共分为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内容涵盖了刑事、民事、行政、军事等各个方面，体系完备，条文清晰。与元朝的法律相比，《大明律》更加简洁明了，量刑也更加合理，例如废除了元朝的“连坐法”（除谋反等重罪外），减轻了对普通百姓的压迫。《大明律》的修订，为大明王朝的法律制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法律制度，李善长还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在政治制度方面，他协助朱元璋建立了“三省六部制”，明确了中央各部门的职责与权限；制定了“官员考核制度”，定期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以决定升降任免；建立了“科举制度”，规定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为朝廷选拔人才。在礼仪制度方面，他制定了《大明礼制》，对皇帝的登基、祭祀、婚丧嫁娶等礼仪，以及官员的服饰、称谓、仪仗等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确立了皇权的威严与等级秩序。在经济制度方面，他推行“均田制”，丈量土地，清查户口，确保赋税的公平征收；建立“鱼鳞图册”与“黄册”，对土地与人口进行详细登记，为国家的财政收入提供了保障。
在辅佐朱元璋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李善长展现出了卓越的行政才能。他每天处理大量的政务，从官员的任免到百姓的诉讼，从粮草的调度到工程的建设，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他制定了严格的公文流转制度，确保政务能够高效处理；同时注重选拔人才，推荐了大量有才能的官员进入朝廷，如杨宪、汪广洋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大明王朝的重要官员。在李善长的辅佐下，大明王朝初期的政治逐渐稳定，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百姓的生活逐渐安定，“洪武之治”的雏形开始形成。
然而，随着地位的不断提高，李善长的权力欲望也逐渐膨胀。他开始在朝廷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任用亲信，排斥异己。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成员大多是朱元璋的同乡与早期追随者，如徐达、常遇春、汤和等；另一派是以刘伯温为首的“浙东集团”，成员大多是江浙地区的儒士与谋士。李善长利用自己的宰相权力，大力提拔淮西集团的官员，打压浙东集团的官员。例如，浙东集团的官员李饮冰因弹劾淮西集团的官员，被李善长以“擅议朝政”为由，杖责一百，贬谪边疆。刘伯温作为浙东集团的首领，也多次受到李善长的排挤，最终不得不辞职归隐。
朱元璋对李善长的结党行为有所察觉，但念及他的功劳，并没有过多指责，只是多次提醒他“要谨言慎行，不可专权”。李善长表面上答应，却并没有收敛。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因病辞职，朱元璋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返回濠州故里休养，并任命他的儿子李祺为驸马都尉，娶临安公主为妻，与皇室联姻。然而，李善长即使回到故里，仍通过书信干预朝政，遥控淮西集团的官员，朱元璋对此十分不满，君臣之间的裂痕逐渐加深。
李善长辞职后，朱元璋先后任命汪广洋、胡惟庸为中书省丞相。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也是淮西集团的核心成员，曾得到李善长的大力推荐。胡惟庸上任后，凭借李善长的支持与朱元璋的信任，逐渐独揽大权，结党营私，甚至擅自决定官员的任免与奏章的批阅，严重威胁到了皇权。李善长作为淮西集团的“老领导”，虽然身处故里，却与胡惟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他的行为采取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发。朱元璋以“谋反”为由，诛杀了胡惟庸及其党羽三万余人，并废除了中书省与丞相制度，加强了皇权。在审理胡惟庸案的过程中，许多证据都指向了李善长。例如，胡惟庸曾派亲信前往濠州，劝说李善长参与谋反，李善长虽然没有明确答应，却也没有向朱元璋告发；胡惟庸修建私宅时，曾挪用朝廷的工匠与物资，李善长对此知情却不举报。朱元璋得知后，十分愤怒，但念及李善长是开国功臣，且有免死铁券，便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只是将他的俸禄削减了一千石，以示警告。
经此一事，李善长本应收敛锋芒，低调行事，但他却并没有吸取教训。洪武十八年（1385年），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被人告发与胡惟庸谋反有关。朱元璋亲自审理此案，李存义供认曾受李善长指使，与胡惟庸联系。朱元璋再次念及李善长的功劳，没有处死李存义，只是将他贬谪到崇明岛。李善长得知后，不仅没有向朱元璋谢恩，反而对此事心怀不满，认为朱元璋小题大做。这种态度让朱元璋对他彻底失去了信任。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告发李善长“交通胡惟庸，意图谋反”。卢仲谦供称，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时，曾派使者前往李善长家中，承诺“若事成，封李善长为淮西王”，李善长当时虽未答应，但也没有拒绝；洪武十八年李存义被贬谪后，李善长便开始暗中联络旧部，准备为胡惟庸复仇。同时，锦衣卫还查获了李善长与胡惟庸之间的书信，信中内容涉及谋反计划。朱元璋见证据确凿，勃然大怒，下令将李善长逮捕入狱。
在狱中，李善长始终坚称自己无罪，他拿出朱元璋亲赐的免死铁券，希望能凭借此券免除一死。然而，朱元璋却对他说：“铁券免死，却不免谋逆之罪。你身为开国宰相，受朕荣宠至极，却勾结胡惟庸，意图谋反，罪不可赦。”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下定决心要诛杀李善长，以巩固皇权。他深知，李善长作为淮西集团的首领，势力庞大，若不除之，将来必成后患。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朱元璋下令，将李善长与其妻、子、女、弟、侄等七十余人全部处死，家产被抄没。这位为大明王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宰辅，最终落得族诛的下场。李善长死后，朱元璋命人编写《昭示奸党录》，将李善长的“谋反”罪行公之于众，以警示群臣。然而，后世对李善长的“谋反”罪名却存在诸多争议。许多史学家认为，李善长虽然权欲膨胀，结党营私，但并没有谋反的意图，他的死，实际上是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铲除功臣的必然结果。
李善长死后，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们陷入了恐慌之中，朱元璋趁机大肆诛杀功臣，以巩固自己的统治。直到明成祖朱棣登基后，才逐渐为一些被冤杀的功臣平反，但李善长的“谋反”罪名却始终没有被推翻。尽管如此，李善长为大明王朝建立所立下的功绩，却无法被抹杀。他在朱元璋创业初期，以“萧何之才”为其稳定后方，调度粮草，为朱元璋扫平群雄、北伐灭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在大明王朝建立后，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构建了大明王朝的制度框架，为“洪武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正如《明史》所评价的：“李善长，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太祖起兵，善长迎谒，委以心腹，掌书记。军食、行政，一委善长，前后将兵征伐，皆以善长居守，转输馈饷，未尝乏绝。太祖即帝位，追帝业所自，谓善长‘比之萧何，未必过也’。”
李善长的行政才能与治国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主持修订的《大明律》，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典范，被清朝所借鉴；他建立的“屯田制度”“科举制度”“三省六部制”等，都被后世王朝所沿用，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民间，李善长的故事也广泛流传，人们既敬佩他的才能与功绩，又为他的悲惨结局感到惋惜。许多民间文学作品，如《大明英烈传》等，都对李善长的一生进行了详细的描绘，将他塑造成一个“功高震主、荣极而亡”的悲剧英雄形象。
如今，李善长的历史印记依然在中国大地上可见。在他的故乡安徽定远，保存着“李善长故居”的遗址，遗址内的石碑上刻着他的生平事迹，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在南京明孝陵附近，有一座“功臣庙”，庙内供奉着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李善长的牌位虽因“谋反”罪名一度被移出，后在清朝时期被重新供奉，牌位上“韩国公李善长”的字样，见证了他一生的荣与殇。此外，李善长主持修订的《大明律》与《大明礼制》等典籍，至今仍被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等机构，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制度史的重要资料。
李善长的一生，是一部充满荣与殇的宰辅传奇。他以儒士之身，在乱世中投效明主，凭借卓越的行政才能与谋略，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国宰辅，为王朝的建立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因权欲膨胀，结党营私，最终陷入党争漩涡，落得族诛的下场。他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作为臣子，既要具备辅佐君主的才能，又要懂得“功高不骄、权大不专”的道理，始终保持对皇权的敬畏；作为君主，既要善于任用人才，又要懂得“赏罚分明、恩威并施”的艺术，避免因猜忌而诛杀功臣。李善长的荣与殇，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浮沉，更是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博弈的缩影，其历史教训，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