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全面放开后，新冠病毒如洪水猛兽席卷全国，民众猝不及防，感染者超过九成，亡故者不计其数。此时姨妈因病正在博山万杰集团医养中心住院治疗，感染新冠病毒后医治无效，于2023年1月9日凌晨6：15时病逝，享年91岁。我与姨妈亲如母子，噩耗传来，悲痛万分，当晚彻夜无眠，她的一生就像荧幕中的悲剧在我脑海浮现。正所谓：少年看戏不知愁，老来看戏泪双流；人间多少辛酸事，台前台后演不休。

姨妈吕学凤，1932年农历6月8日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县一个小商人家庭。二十世纪上半叶，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政局和社会急剧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姨妈的少年正处在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历史时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博山古城

5岁那年，她每天亲炙在外祖母的关爱之中，不料1937年农历6月，外祖母因产后大出血，年仅38岁便撒手人寰。这突如其来的家庭悲剧，在她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和承受能力的情况下骤然降临，从幸福的童年瞬间跌入悲惨的人生。姨妈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整天哭着闹着找外祖母，无论谁去安慰都无法阻止她那撕心裂肺的悲哭。她性格倔强，后来采取自残的方法，天天站在烈日下暴晒大哭大喊，以为只有这样才能让疼爱她的母亲唤回。

外祖父吕国勤极度悲哀，看着她在炽热的太阳下，从早哭到晚，谁劝也不听，便对安慰她的人含泪道：“别劝了，让她哭吧。”可时间久了，她不得不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无论怎样悲伤与呼唤，外祖母永远不会回来了。

然而这只是悲剧的开始。吕家是由姨妈的父亲和伯父两家组成，共有十几口人。伯父吕国部是一家之主，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伯母徐其麟心狠手辣，沉迷邪教；原本生意兴隆的家庭在他们的掌控下，日渐衰落，每况愈下；外祖父苦撑危局，独木难支，于破败之时，曾与他们提出分家却被严拒。

1943年，吕家到了度日如年的光景，终日没有饱饭吃。市面粮价飞涨，令人恐慌。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外祖父决定铤而走险，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在兵荒马乱之时，深入产粮区购粮。一路上，外祖父时时躲避匪患，与歹徒斗智斗勇，历尽艰辛，担惊受怕，险象环生，仿佛在地狱门前走了一遭，最终奇迹般地把粮食安全运回家中。这是一次充满恐惧、惊险与万苦的魔鬼之行。在押运途中，他数日不敢睡觉，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透支，最后耗尽全部气力，回到家时轰然倒下。一位体魄强壮、平生连感冒都不曾发生过的硬汉，此刻一病不起，近一个月高烧不退，于1943年农历6月12日下午5时，撤手人寰，年仅43岁，没能给后人留下一文钱。从此他的子女沦为寄人篱下的境地，只有被欺压与奴役的份了。

外祖父35岁像

徐其麟是家务总管，她把家庭成员自然划分为三个等级：她与丈夫是最高阶层；其余能在外面做事的男子是中间阶层；从事家务劳动干活最辛苦的女子处在最低阶层，她们是家族中受压迫和受歧视的弱势群体，一切繁忙的家务劳动全由她们承担，吃的是那些难以下咽的劣质粗粮甚至是霉变食物，用她的话说叫做：“填坑不用好土。”

母亲每天的家务活异常繁重，其中最艰巨的任务就是为了家族十几口人的吃饭一事。单是推磨、烙煎饼，就需要从早上七、八点一直干到下午四、五点，一天下来臂膀疼得抬不起来。而徐其麟对她们则颐指气使、横眉冷对，毫无关爱、同情与怜悯。一天中午，年幼的姨妈看到徐其麟津津有味地吃着一个咸鸭蛋。姨妈饥肠辘辘地靠在门边，眼巴巴地看着那鲜红冒油的蛋黄，垂涎不已，那强烈的食欲使她迫切地想尝一尝，但又不敢乞讨，于是她怯生生地一手拽姐姐的衣襟，手指着咸鸭蛋，眼睛紧盯着那老婆娘的吃相。母亲看到徐其麟旁若无人似的耷拉着眼皮只顾自己享用，再看看可怜的妹妹那不切实际的奢望，她痛苦的瞥了徐其麟一眼，心想：“你就不能给俺妹妹品尝一丁点吗？”但她也心知肚明，即使斗胆向她乞食，只能自取其辱。当她再回望妹妹那可怜相，一时情绪失控，迅速跑到厨房里捂着嘴大哭一场……

母亲29岁像

母亲比姨妈大10岁，在那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忍辱负重以软弱之躯撑起一片天为妹妹充当“保护伞”。她经历过太多的悲伤、痛苦与磨难，为改变妹妹的命运，千辛万苦努力资助她上学。母亲记得仁慈的外祖父曾经对她讲过：“书中有黄金”。她期盼妹妹能够通过上学的途径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挣取学费，她每天干完所有的家务之后，便在夜深人静里对着昏暗的烛光偷偷织毛衣，她精力过人，常常干到深夜，甚至通宵，第二天就象睡足了觉一样，照常干活，看不出丝毫倦怠。

有一次，母亲未织好的毛衣不幸被徐其麟发现，当时她便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吃人家的饭，干自家的活，真没良心啊！”

自从遭到徐其麟的责罚后，母亲干“私活”就更加提心吊胆了。但认定妹妹的求学之路坚定不移。她原本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但是严酷的现实，消磨了她的天性，变得忍让怯弱、逆来顺受。可在原则问题上，她那坚韧不拔的性格就会在不经意间显露出来。

关于妹妹上学的问题，伯父、伯母没少在她面前横加干涉，经常唠叨：“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儿上学有什么用？”

解放前博山考院小学校园

但母亲绝不愿意妹妹和自己一样，给他们一辈子当牛做马。面对他们的强势阻挠，她斩钉截铁地回应道：“我看有用。就像我这样整天围着锅台转又有什么用？”

外祖父去世时姨妈11岁，正在博山考院小学上三年级，在如此困苦条件下继续上学，其难度可比登天。她每天中午放学回家，就像做贼一样地贴着墙边胆怯猥琐地来找姐姐。母亲看到她回来时，赶快卷上两个煎饼递过去，她接过煎饼后便快步遛出家门，幼小的心灵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精神受到极大的摧残。母亲为了让她避免遭遇冷眼，有时她做完家务于夜深人静之时，来到厨房将和好的面掐一块，烙上一个饼，然后放到妹妹的书包里。第二天，妹妹背上书包感觉里面沉甸甸的，自然心知肚明，与姐姐心照不宣，微笑致意。中午母亲当然不见妹妹回家吃饭，但心中却暗自轻松喜悦。

姨妈上学期间缺吃少穿，夏天只有一条裙子，衣服脏了只能到晚上等家人都睡去后才能脱洗，第二天衣服不干就要穿着上学。她知道学费来之不易，很会为姐姐省钱，一学期下来课本爱惜得几乎和新书一样，然后与下届同学商量好，把读过的课本折价卖出，以贴补学费。她在如此困难条件下上到了小学四年级。日本投降后，内战爆发，学校停课，她休学两年。

1949年鲁中南抗日中学改为淄博中学，开始招收高小毕业生。当时录取分数线是100分，即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各试卷满分均为100分），这5门试卷加起来够100分即可录取。当时姨妈仅以初小学历前去应试。第一场考语文，试卷就是一道作文题：我志愿做一名合格的老师。她在命题作文中，立意独到，文笔流畅，字迹俊秀，出色地完成了答卷。单科便取得97分，在所有考生中名列前茅，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姨妈18岁像

姨妈聪明好学，勤奋刻苦，记忆超强，在初中一年级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做完功课之后还借来初二的课本自学，她在一年之内完成了两年课程。第二年出人意料的升入初三，在淄博中学轰动一时。

母亲惊喜地夸赞她：“你的学是跳着上的。”

这一“跳”字，不仅减轻了母亲的经济压力，而且机遇也不期而至；不久她们苦尽甘来，创造生命的奇迹，收获幸福的硕果，就在这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由量变到质变的因果之中！

1950年10月，姨妈刚刚读完初三上半学期，在大街看到一则博山劳动局张贴的招工启事：鲁中电业局淄博办事处招聘10名初中毕业生。闻讯后她赶快跑到学校申办肄业证，然后报名应试。

10月23日，招收单位在神头发电厂会议室设立考场，应试考生在百人以上。初试内容是政治与珠算两门课目。政治试题是关于“论联合政府”、“共产党宣言”、“论新民主主义”等方面的内容；第一门考试结束后，她对自己的答题感到满意。珠算试题为：从1按照自然数累加至100。她一遍完成，得出5050，答案正确。顺利通过初试。

一周后，姨妈又在同一考场面试。她有两个先天的优势：一是口才好，二是不怯场。面试那天，她身穿一件天蓝方格面料的女式便装，下身搭配一条黑色长裤，都是姐姐为她亲手缝制的，虽然着装朴素，却干净、利索、合体，尽显少女风韵。那年她刚满18岁，个子1.60米，身材匀称，容貌俊俏，圆脸庞，大眼睛，高鼻梁，茂密的黑发梳成两条辫子，嘴唇就像柳叶一样的微微上翘，显得自然、活泼、开朗。在回答问题时，她思维敏捷，语言流畅，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当时考官提出的问题也都很简单，诸如家庭成员，生活状况、政治思想等问题；主要是在考察应聘者的相貌特征、临场发挥及语言表达能力。而她各方面都能满足招收单位的用人条件。

面试结束后，考官笑眯眯地对她说：“你回去等着好消息吧。”

此刻，她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向考官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并绘声绘色地把面试情况向姐姐娓娓道来。母亲听罢异常兴奋道：“要是真能考上那多好啊！”

但在录取通知公布之前，她们心里依然十分忐忑，每天紧张焦急地等待最后的公示。

12月中旬，鲁中电业局淄博办事处录取名单张榜公布。姨妈果然金榜提名。她欢天喜地的把这激动人心的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姐姐，这是母亲平生听到的最令人振奋的喜讯，甚至还半信半疑地问道：“真的吗？”

姨妈仅用五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九年的学业，并抓住机遇，实现就业。她的成功是母亲用辛酸的血泪与满腔的苦水灌溉出来的奇葩，她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中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

接下来，她们的人生更加精彩：姐姐以自我牺牲精神甘愿做妹妹的人梯，就像她们同处水深火热之中，姐姐经过不懈努力使她脱离苦海，而她跳上岸后反手又将姐姐拉出困境。她们的亲情故事与传奇经历，可谓感天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