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里，盗窃盛行，侦缉人员包庇窝藏，坐地分赃，其中黑幕罄竹难书。
解放前，我主要是搞军统特务工作，有一段时期，以侦缉队队长的公开职业为掩护，进行活动，因此，对其中门道略有所知。
前几年，我在电车上遇到扒手掏我的腰包，当场被我抓获。事后，友人笑道：“这个扒手太没有眼色，居然扒到他老祖宗的头上来了，真是小偷遇到了大偷。”
现就记忆所及，将旧社会中这些情况缕述于下。
许多人都知道，在旧社会里，强盗、小偷、扒手等都有他们自己的秘密组织，各有各的“行规”，各有各的暗语。
据我所知，在抗日战争以前，专门干这些行当的人，不但有组织，而且一般都能遵照执行，即所谓“贼有贼伴，盗有盗伙”。而这些行当，分帮分行，各有一套，各行其是。
以上海为例，除了本地帮之外，还有苏北帮（也叫江北帮）、安徽帮、浙江帮、广东帮等。每帮之中，又分为吃什么钱的，如胆大不怕死的当强盗“吃明钱”，手脚灵活的“吃洋火钱”（当扒手），眼明腿快的“跑顶宫”（专门趁电车、公共汽车刚开行时由车外抢人的帽子）和去火车上“跑轮子”（偷行李货物）。
上海外白渡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除了分帮分行，又分地段，不能随便侵入别人的地区去“抢生意”。如果不听警告，轻则挨一顿打，重则有遭到砍去手脚等处罚的。至于为抢地盘，结伙械斗也是常有的事。
当然，也有少数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的人，他们既不落帮，也不在行。但是，这类人是最容易失风的，不但侦缉人员要抓他，吃这行的人也会把他“丢”出来。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精”，这是过去盗贼们自己常说的口头语。
那是说，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第一次是生手，被捉关在看守所或监狱以后，便可在这些地方，找到有本领的师傅，传授他一套“本领”。等到刑满释出后，他就成为一个熟手。
万一再次被捕入牢，他又可以得到进一步学习、研究“技术”的机会，再出去时，便成为精通此道的老手。有些人，还可以收上几个徒弟，所以，他们把坐牢看成是加强本领与结识伙伴的机会。
不过，一个老手入狱，有他一套“亮相”的手法。他一进牢房，如有相识的便招呼一下；
倘若没有，便把手里提的东西或衣服之类向壁上钉子上一挂，并且用手摇一摇钉子，一边说：“我上次在这间房里钉的这颗钉子还很牢实。”
如果有人抗议，这是自己刚刚钉的，他便说：“那我钉的谁拔去了？”这样的一些话，无非说明，他不是初次入牢的生手，别人不能欺侮他。
当时，上海本地帮对外来帮很不满意，认为外来帮在和他们抢饭碗，彼此之间仇恨很深，经常发生斗殴，外帮到上海“抢码头”，曾牺牲过不少性命才打出天下。
虽然以后通过帮会头子们协商，划分过势力范围，但一直不能相安下去，经常还要“吃讲茶”进行谈判，重新划分区域。
在“强者为王”的旧社会，盗贼也不例外，往往是有实力的占了便宜。
有一个时期，各帮在上海的势力范围大致如下：老城区是本地帮的基地，英法租界内有一部分地区可以去游击；公共租界的虹口区是广东帮的范围；英租界有一段是归浙江帮；十六铺一带归安徽帮。其中还有些细节划分办法，我已记不清楚了。
反动派的治安机关和租界巡捕房的侦缉人员之所以默许他们这样做，因为，这对破案是有帮助的。
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丢失东西，只要一个电话，东西马上可以原物奉还。许多人都知道，盗贼有“三天不动赃物”的规矩，其实，有时一个星期内也不会动，至于那些不入帮的却是到手即动。
上海南市有个扒手头子，虽然已有四五十岁了，可是，人们还是叫他的小名“阿狗”。
有一次，军统局书记长唐纵到上海视察工作，在老西门附近下汽车，只走了半条街，就把钱包丢掉了，他很着急，因钱包里有一个小笔记本记有很重要的东西。
于是，我找到阿狗，第二天，便将原物要了回来。不过，唐纵一定要见见这个高明的扒手。可是，阿狗再三恳求，说干这行的最忌“亮相”。而我则软硬交施，非要他交出不可。
当晚，他约我到他家去，介绍他的徒弟和我见面。一见面，竟使我大吃一惊，原来，这个高明的扒手竟是一个在中学读书的女学生，只有十多岁。她苦苦央求我，不要带她去见唐，我也只好回复唐说，扒手害怕已经跑了。
抗战开始后，情况起了变化。在重庆，除了本地帮的组织还是照样存在，并与侦缉人员有联系外，而上海、南京、武汉等地逃去的“下江帮”，就往往各行其道，所做的案子便不易清查出来。
盗贼入帮落行和拜师，除了希望有伙伴便于办事以及相互照应外，还希望学到本领。
抗战前，曾横行东南一带大城市的大强盗王胡子（原名王鹤，年老了蓄长须，江湖上一班人都称他为王胡子），就训练了不少本领高强的徒弟，专门偷盗住在高楼大厦里的外国人和豪门巨富。
当时，英法租界内十几层楼的洋房最上几层的住客，常被偷去不少贵重物品和现金，久久不能破案。
还有一年，龙华寺内的方丈室失窃，被偷去的有玉佛和金银法器以及手抄的善本经文。
这个庙正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旁边，当时，警备司令杨虎又是帮会大头子，一些与杨相识的居士们，便把这一情况告诉他，请他早日破案。
杨听到后，感到对自己面子太下不去，决心要破此案，否则，影响自己的“威信”太大。
这一次，我是被指定承办此案的人员之一，接受任务后，照例先去出事地点察看。
我们在观察中看到，这所庙宇不仅是四面高墙，还有好几层院落，从外面很不易进入。于是，我们都判断是内贼，曾搜遍全寺的每一角落，盘问过不少有嫌疑的和尚，而得不到一点线索。
最后，又发现围墙上的青苔，有被人踩过的痕迹，这才认定，是从外面进来的人干的，但都感到此案很棘手。
我们第二步办法，是找了几个惯做“拣露水”（黎明前偷盗的）、“收灯油”（黄昏时挨门而入）和“掀帘子”（半夜挖墙洞）的头子一同去察看，问他们是哪一路的人干出的？
他们看后，都一直摇头，肯定这是外来专做大生意的能手，才有这种本领。他们交不出人来，经我们一再逼迫，其中有个老头，想了一下才说，看情况不是王胡子也是他的徒弟干的。
不过，这个老头只晓得王本人业经“洗手”，在杭州西湖边安度晚年，住址还是弄不清。
在无法可想时，我便决定去杭州一趟，我找到杭州警察局局长、军统特务赵龙文向他打听王胡子的时候，他马上把王的情况告诉我。
原来，赵龙文知道王胡子的底细，王已向赵保证，他的徒弟不在杭州做生意，所以，赵同意王住在那里。
当天，赵派了一个督察陪我去找王，在一座相当讲究的别墅式的房子里，我见到一个衣着考究、态度和蔼的老人，从外表上完全看不出这是个江洋大盗。
当王胡子听到我说明来意后，他笑着说：“徒儿们太不懂事，惹下乱子，实在抱歉得很。”他答应，马上派人去上海看看，如果是他的徒弟们干的，一定叫他们原物送还，否则，也愿帮同想想办法找一找线索。
离开王家，我问陪我去的那个督察，知道杭州还没有出过这样的案子。原来，安居在西湖边的豪门权贵的财物，就是靠这个老头子，在暗中保护的。
我回到上海的第四天，龙华寺失去的东西，已在夜间堆放在方丈室的门口，一样都没有缺少。
半年后，我再去杭州又见到王，他只说，那件事是他的三个徒弟干的，别的情况，他一直没有说出。
抗战期间，我在重庆稽查处当副处长时，稽查处抓到一个偷窃美国大使馆时失风的惯盗。
他承认，他是王胡子的徒弟，我便找他谈了几次，知道王所教出的徒弟，都有一套“翻墙越屋”的本领。外间传说，这些人能够“飞檐走壁”，我出于好奇心，叫他表演给我看看，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他们在翻墙越屋时，主要是依靠一些工具，经常使用的一种工具，叫“软竿子”，是用头发或丝线编成比筷子粗点的长绳，一头有金属制成的钩子，抛在墙头上勾住了便可攀缘而上。
这种“软竿子”平日可以缠在腰间，不露痕迹。另一种工具叫作“硬竿子”，外形像手杖，内部结构有如照相机的三脚架，可以拉长一丈多，一头钩在窗檐边，便可顺着爬上去。
他们还有一种打碎玻璃，推开门窗的办法，即先用划玻璃的金刚钻在玻璃上，划出可容手伸进的线框，再用涂好生胶的手帕，沾在上面，稍干后，轻轻一推，裂开的碎玻璃都沾牢在手帕上，不会落在地上发出声音，这样子，便可从洞眼里伸手进去，把窗上的闩子拉开，登堂入室了。
他告诉我，他们偷窃十几层高大洋楼住户的东西，总是白天先混入大楼内找地方躲起来，夜晚从顶楼垂绳而下，去到他们看中的住户行窃。
所以，越高的楼房总是最上几层容易被盗，因为，这种地方不宜由下向上爬，只能从上而下，东西盗走后，可从原路回去，亦可从房里开门逃走。
许多不了解这种情况的人，往往以讹传讹，认为盗贼能从楼下飞跃到高层楼房上去，把他们说得有了不起的本领。
一些走江湖闯码头的盗贼，虽然不落帮，但还是有线索可寻，因为，很少能够单干而不需要伙伴的。
像这些有本领的飞贼，当他们进行偷盗时，往往有一两人给他们“把风”。如果这时正遇到巡逻的警察等经过时，把风的人，则用事先约定的方法通风报信，一方面引起作案盗贼的警惕，另一方面则分散警察的注意力。
“远贼必有近巢”。不管从什么地方来的盗贼，总得找地方住宿。他们偷到了东西，也得找出路而不是留下自己使用。
过去，许多大城市都有一种黑市，大都是在天不亮时点灯做交易，许多盗贼偷来的物品，就在这些地方脱手，侦缉人员便是从这些地方去找线索。
许多窝藏盗贼的窝主，他们既代售赃物，同时，又是侦缉人员的耳目，因为他们平日需要得到侦缉人员的包庇，才能从事这门行当。遇到非破不可的案件，他们也得帮助找线索，所以，能在相互利用下存在下去。
我过去亲自承办过许多案件，当时都是以所谓破案神速，而被人称为“名探”。实际上，说穿了不值一笑，很多是由于巧合或偶然的机会碰上的。
这里我只举两三件简略谈谈。
抗战前，国民党的一个师长梁华盛，有次到南京开会后，一个人溜到上海去玩。
他在火车上，认识一个衣着华贵的美艳少妇，举止阔绰，带有女仆两名和许多行李。到站时，又有新型汽车来迎接这名妇女，梁华盛以为她是什么达官贵人的家属。
当时，她邀梁上汽车答应先送他回家去的时候，梁说自己还没有决定住什么旅馆，她便请梁到她家去，把梁安置在客房内。
第二天，梁醒来后，发觉随身携带的皮包不见了，这个屋子里的主人和仆人也全都不在，才知道上了圈套。
梁急忙找当时京沪杭铁路局警察署长吴乃宪，吴曾担任过军统上海区长，和梁是黄埔一期同学。
于是，吴找我帮忙，说梁的皮包内除有7000多元现款外，还有许多重要文件，一定要替他找回不可。
我和梁一同去他住过一夜的地方查看，得知这是一所白俄开的公寓，原来租房的女客，只付过一个月的租金，已快满期，所有家具都是租用的，留下的几只箱子，都装了破烂，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
梁焦急万分，再三请我帮忙，我口头虽答应下来，但却毫无把握。不过，我还是先找了几个专在京沪铁路上“跑轮子”的窃盗盘问。他们听我说了这个女人的面貌特征和当天情况后，都说不认识。
接着，我又找了那个地段的“地头蛇”查询，他们也不了解。实在没有办法，最后，我想到只有采取“守株待兔”这一途径了。
原来，在上海老北门一条小弄堂里，有一座财神庙，这个“财神”是专门为所有在上海操皮肉生涯和干坏事的女人供奉的。
财神庙的庙祝王某，是我的眼线，每逢初一十五，妓女大都要来进香求神，有的女“拆白党”在取得财喜之后，更是要来还愿。
那天，去的人很少，我有机会从王某的房内，看清每一个去烧香的人。我一直等到下午，还没有看到梁华盛所讲的那个模样的少妇，来烧香还愿。
当我正准备走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个穿得非常朴素的女人，向神龛前的钱柜内投了两块银元，立刻引起我的好奇心。
我借故走近她的身旁，发现了梁所说的唯一特征，右耳边有两颗黑痣。
于是，我便等她烧完香后，跟着她出来，转了两个弯，又看到梁所说的一辆新型司蒂倍克小轿车，停在那里等她。当她正准备上车时，我将她逮捕，连车一同驶回侦察大队。
一经讯问，她立刻供出有关同党，我将她的同党先后捕到，并追出梁的皮包和7000多元现款。
当时，梁感到能如此迅速破案追回原物大为惊奇，我也瞎吹一阵。实际上，却是毫不费力，而是对方自投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