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主席与副主席，作为我国政协组织中不可或缺的领导核心，其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既是民主监督的坚定捍卫者，又是参政议政的积极实践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汇聚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组织，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重要舞台，更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民主的光辉典范。它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熠熠生辉，成为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我国政协组织体系庞大而严谨，从全国政协到地方各级政协，共同构成了政协工作的坚实基石。其中，县级政协作为最基层的政协机构，贴近群众、服务基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全国政协，作为正国级机构，其地位与影响力不言而喻。

政协主席与副主席，作为政协机构的主要领导人，既是地方机关中的重要领导力量，也是推动政协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然而，由于政协机构的特殊性质和职能，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多来自党政机构中的优秀领导干部，他们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挥着光和热。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的疾风骤雨席卷全国，党风廉政建设成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尽管反腐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有部分人顶风作案、以身试法。在政协主席、副主席中，也不乏因违纪违法而落马者，这一现象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

据中央纪委通报，近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陈铁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成为又一政协高层落马的典型案例。此外，安徽、天津、辽宁等省市的政协副主席也相继落马，这些事件无疑给政协系统敲响了警钟。

人们不禁要问，为何会有如此多的政协主席、副主席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这其中既有个人理想信念动摇、道德防线失守的原因，也有制度监管不力、监督执纪不严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从多个层面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确保政协组织和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自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倡廉的铁拳不断加重，巡视利剑的锋芒愈显锐利，落马官员的名单不仅数量上节节攀升，更在职位层级上呈现出显著的变化。昔日的秘书帮曾是腐败的重灾区，而今政协副主席这一职位，在落马官员的名单中，其比例亦日益凸显，俨然成为反腐风暴中的新焦点。

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后，省部级以上的“大老虎”纷纷落马，其中政协系统的副省级以上“大老虎”便高达12位，近乎占据落马省部级以上官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诸如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等人，他们的落马无不彰显出国家反腐倡廉的决心与力度。

除了省部级以上的“大老虎”外，地方各级政协亦难逃反腐风暴的席卷。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披露的信息来看，自反腐风暴席卷全国以来，地方各级政协副主席落马的官员数量已达25人，这一数字足以令人触目惊心。

相较于昔日的“秘书帮”，政协主席、副主席这一职位群体所涵盖的省份更为广泛，职位级别的跨度也更为显著。如今，政协副主席这一职位已俨然成为反腐风暴中的“高危”官职，拉响了反腐斗争的“重灾区”警报。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国家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坚决铲除一切腐败现象，为人民群众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政协主席、副主席在落马官员中占据显著比例，这一现象的背后，其实蕴藏着更为深层次的逻辑。仔细剖析不难发现，多数贪污腐败案件并非发生在政协主席或副主席的职位上，而是追溯至他们履任此职之前的岗位。

政协作为高级别的机构，往往承载着解决机关内部人员级别待遇问题的重任。因此，那些曾在地方或重要部门担任要职的人员，往往被提拔至政协担任副主席或主席，实现从部门领导到几大班子领导，从副职到正职的跨越。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被提拔的人员中，部分在履新前便已身陷腐败泥潭，甚至问题已暴露无遗，这无疑是对政协机构纯洁性的极大冲击。

“带病提拔”成为政协副主席、主席落马比例较高的直接原因。这些人员在履任政协前，便已积累下严重的腐败问题。由于已调离原工作岗位，巡视组的进驻以及单位干部群众的勇敢举报，使得他们的丑行得以曝光，部分人甚至在政协任上仅数月便遭查处。

以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韩先聪、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等人为例，他们在履任政协前，均曾在地方担任重要职务，手握重权，为腐败行为提供了便利。而在他们被提拔至政协后，由于已失去实权，腐败行为得以暴露，最终难逃法网。

那么为何会选择将“带病”的官员提拔至政协副主席这一岗位呢？这背后涉及到组织部门对干部安排的深思熟虑。在某些情况下，对于那些存在争议但又必须提拔的干部，安排至政协副主席岗位成为了一种折中的选择。这既可以解决他们的级别待遇问题，又因其无实权而能防止其进一步腐败，从而减小对社会的危害。

这种“带病提拔”的现象并非仅限于省级政协，县级政协中也同样存在。部分乡科级党委书记、关键部门一把手等，在提拔至政协副主席岗位时，也往往带有一定的腐败问题。这反映出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漏洞和不足。

综上所述，政协主席、副主席在落马官员中占比高并非偶然，而是与他们在履任前的岗位行为及组织部门的安排密切相关。为了防止类似现象的再次发生，我们必须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监督和管理，确保每一位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都是清正廉洁、能力出众的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