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唐朝经历八年的内乱，玄宗晚年开始，肃宗任内延续，代宗初年结束。安史之乱，被视为唐朝由盛世转向衰落的转折点，所谓转折点，就是事件带来前后两个不同的景象。

安史之乱后，唐朝面对两大挑战，其一是藩镇割据。唐室为了尽快结束战事，一方面以节度使职位奖励唐军将领，另一方面以节度使职位召降叛军将领，于是节度使的数目急增，由开元年间的十大边镇增加至乱后的四十多个，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

开元年间，兵镇虽然坐拥重军，但尚能维持君尊臣卑的关系。安史之乱后，藩镇按其利益，公然抗命，甚至不时叛乱，又拒绝上缴税项及自立继任人等，藩镇坐大，以东北地区为甚，中央形同虚设。

安史之乱后，唐朝面对两大挑战，其二是宦官之祸。经历安禄山的叛变，君主对武将有所猜疑，委任宦官担任枢密使，又委派宦官至地方监军。

非常致命的是，肃宗委派宦官李辅国掌握禁军，既因信任宦官，也回报他拥立之功。从此宦官掌握禁军，从而控制君主，干预朝政，不但操控朝廷的人事任免，甚至废立君主。

玄宗年间，宦官高力士得宠，但未有直接干预朝政，但宪宗以后的十位君主，其中七位被宦官拥立，反映宦官之祸，君主如同傀儡。

唐太宗善用不同出身的人才，反映人才鼎盛的现象。安史之乱后，不同出身的大臣带来的却是党争现象。其中牛李党争历宪宗至宣宗延续四十多年，牛党以牛僧孺为首，多出身于平民百姓，以进士踏进仕途，李党以李德裕为首，多出身于世家大族，以明经踏进仕途。

实际上，牛李党争是宦官派系之争的棋子，或是节度使在中央的代言人。党争所反映的，是中央政府的没落，君主无法驾驭政治局面的写照。

唐太宗至玄宗年间，对外族恩威并施，被尊为天可汗，反映唐朝声威远播。安史之乱期间，唐室雇用回纥兵平乱，唐朝的声威不再。

安史之乱后，唐室无力顾及边防。回纥自恃平乱有功，对唐室多番苛索，构成长期边患。吐藩乘势而起，一度夺取河西，攻占长安。此外，南诏、契丹等也乘虚侵扰。边防的威胁，唐室更需要节度使镇守边疆，进一步巩固藩镇割据的局面。

唐太宗施行租庸调制，为民制产，其成效或许被后世美化，但却反映了当时经济的安稳，可以采取较笨拙的税制。安史之乱期间，两军沿黄河互相攻伐，对北方经济带来严重破坏。战乱令大量百姓流离失所，户籍散失。

长期而言，北方经济难以复原，南方经济得以发展，形成经济南移的现象。但对唐室而言，安史之乱使租庸调制难以施行，北方经济也维以供给朝廷需用，于是唐朝依赖南方藩镇的供养，进一步巩固藩镇割据的局面。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至衰的转折点，战乱前相对安稳，但安史之乱后，各项乱象浮现，包括藩镇割据、宦官之祸、党争兴起、边患困扰、经济崩溃等。

不过话说回来，转折点不能简单等同于衰亡因素，因为安史之乱大约在唐朝国祚的中间位置，安史之乱后，唐朝还维持了一百五十年，即使是苟延残喘，也能经历较很多朝代国祚更长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