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本应是城市沉睡的时刻，工厂车间却依旧灯火如昼。53岁的刘师傅双眼紧盯零件，困意如潮水般不断涌来，眼皮似有千斤重。像这样通宵达旦的夜班，他每月要经历十多次。并非他不想休息，而是担心一旦拒绝，这份维持全家生计的工作便会离他而去。在广东、江苏等制造业大省，像刘师傅这般50岁以上仍奋战在一线的工人，全国多达2200余万。他们经验丰富、吃苦耐劳，然而岁月不饶人，熬夜对他们而言愈发艰难。2026年广东两会上，省人大代表李春香将这一问题公之于众：50岁以上的高龄工人，不应再被无休止地安排夜班。

医学研究早已证实，50岁是人体健康的转折点。过了这个年纪，身体机能开始衰退，生物钟调节能力大幅减弱，褪黑素分泌减少，导致夜晚难以入眠，即便白天补觉也难以恢复精力。长期熬夜，会使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成倍增加，糖尿病、免疫力紊乱等疾病的发病概率也显著上升。更为危险的是，在疲劳状态下操作机器，工人反应会变得迟钝，判断力下降，极易引发工伤事故。数据显示，制造业夜班工伤事故中，高龄工人的占比远超他们在总员工中的比例。这意味着，他们正以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填补企业的用工缺口。

许多工厂并不愿意为高龄工人调岗。并非他们不想从事轻松的工作，而是企业认为“年纪大了效率低”“培训成本高”“不如招聘年轻人”。于是，即便身体不堪重负，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夜班，生怕一旦提出异议，就会被边缘化，甚至被变相解雇。更有甚者，一些企业通过劳务外包来规避责任，使得高龄工人连基本的劳动保障都难以得到落实。

李春香代表的提议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大量的调研和实地走访。她的提议并非一刀切地禁止夜班，而是提出了兼顾工人健康和企业用工需求的具体方案。

明确年龄与时段限制原则上，50岁以上的高龄工人不得被安排在凌晨0点至6点的通宵夜班；对于高空、高温、有毒有害等高危岗位，无论何时，均禁止安排夜班。这一规定至关重要，因为后半夜是人体最为疲惫、事故频发的时段，限制此时段的夜班安排，是为老工人的健康筑起第一道防线。

协商与健康筛查并行若企业确有特殊情况需要安排50岁以上工人上夜班，需满足两个条件：工人本人需书面同意，不得强迫或变相施压；企业需对工人进行健康筛查，若工人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则不得安排夜班。这一规定旨在防止企业为赶工期而不顾工人身体状况强行安排夜班，同时将选择权交还给工人。

建立调岗协商机制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提议建议企业建立高龄工人调岗协商机制，若工人因健康原因提出调岗申请，企业应在合理时间内给予回应，并优先安排至劳动强度低、无需熬夜的白班岗位。且调岗后的薪酬待遇原则上不得降低，打破“调岗即降薪”的不合理潜规则。

有人担忧划定夜班红线会影响企业生产，其实这种担忧不无必要。提案并非全面禁止夜班，而是合理限制，且各地已有成功的试点经验，能够实现工人与企业的双赢。深圳在2025年试点“高龄工人白班优先”制度后，试点企业夜班工伤率下降42%，高龄工人留存率反而提升35%；苏州要求企业安排高龄工人夜班需经工会同意，违规者将被纳入失信名单；成都还对落实政策的企业给予最高50万元的社保补贴。

这些试点经验表明，保障高龄工人权益并不会拖垮企业。

这份提议背后，是对劳动者尊严与安全的坚守。社会一方面呼吁“延迟退休”，另一方面却在工厂里将50多岁的工人视为“消耗品”。这种矛盾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续。为高龄工人划定夜班红线，并非过分的要求，而是应有的底线。毕竟，健康才是他们晚年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