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中国人阖家团圆、辞旧迎新的重要节点，也是旧中国官场人情往来、恩威并施的特殊时刻。
彼时，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更是素来重视节日礼仪，每逢新春佳节，他总会按照惯例对身边侍从、幕僚、亲信进行赏赐，以维系人心、彰显恩宠。
按说这本是侍从室人人有份的常规福利，谁知却在某一年春节，闹出了一场令高级幕僚唐纵怒火中烧的风波。
原来，当所有人都领到新年红包时，身居要职的他，竟被彻底遗忘。
可想而知，唐纵在得知真相后简直愤懑难平，他在日记中直白流露不满：人人皆有，我怎么没有？
可以说这一句质问，看似为钱财，实则戳破了蒋介石侍从室的权力圈层与用人隐秘，成为民国官场生态的真实缩影。
1932年，蒋介石成立了专为他独裁服务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
据悉，侍从室不仅可得悉最高机密与内幕，还直接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办事,权力极大，只要凡下面需呈报情况、打通环节，最便捷的途径即通过侍从室。
尤其从侍从室离开的人员，也大多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
当然，进入侍从室的门槛极高，而蒋介石对侍从室人员的选拔也是极其严苛。
唐纵，也是一位资深老特工，而他之所以能够赢得蒋的信任和器重，除了对蒋的忠心耿耿与埋头苦干之外，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能谨慎自持，自爱自重，并且严守秘密，不到外面拉关系，更不拉帮结伙。
尤其唐纵在情报和谋划工作中勤于思考，善于揣摩蒋的心理活动，更是令人眼前一亮，大凡是他所出的点子、所提的方案，均能抓住蒋对特务工作的部署及对情报需求的重点，因此深得蒋的赏识。
那么，对于时任侍从室第六组组长的唐纵，由于是能接触最高机密的“近臣”。所以戴笠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试图不断拉拢他，从中渔翁得利。
据悉，戴笠对唐纵的笼络，主要是从经济上下手，并且以补助车马费作借口，每月从对唐给予帮助。
就在在抗战前期，因蒋、戴关系尚好，唐、戴关系也比较正常，唐纵对戴笠的这种小恩小惠，也就来者不拒。有时，唐感到入不敷出，甚至主动伸手向戴要钱，而戴笠也是亦予以满足。
只不过后来随着时局变化，蒋介石、戴笠关系搞得紧张，唐纵就成了蒋借以制戴的撒手锏，而唐、戴关系也随之进入“冷战”阶段，唐自然不敢再当伸手将军，向戴要了。
当时，戴笠多年精明，他知道唐的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和处境后，又主动将唐的车马费增加到每月800元之多，如此之大的诱惑力，也就使得唐始终不敢潇洒痛快地予以拒绝。
而这样一来，在唐的心理深处，仿佛有一根看不见的绳索，被戴笠死死握在手中。
1942年5月，唐纵兼任了军统局帮办，为了避嫌，他对军统会计室送来的这一年5、6、7月份的车马费曾表示拒绝接受。
然而时日不久后，唐纵从专门掌握侍从室财务的侍一组组长陈希曾处听到，蒋介石每到过年过节，对侍从室人员均有赏赐，而只有他一人没有。
对此，唐纵简直怒火冲天，埋怨道：为何我没有？
其实蒋介石的春节赏赐，并非随意之举，而是一套严格遵循等级、亲疏、资历的制度化礼仪。
按照惯例，每年除夕前后，侍从室总务部门会根据职务高低、亲近程度拟定赏赐名单与金额，主任级高官可得数万元，组长级骨干三千至五千元不等，即便普通侍卫、勤务人员，也能领到一笔可观的新年礼金。
而这笔钱在当时也堪称巨款，远超普通官员数月薪资，既是物质奖励，更是蒋介石认可身份、划分圈层的象征。
因此，对侍从们而言，能否领到新年红包，从来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关乎在蒋介石心中地位的“政治风向标”。
领到红包，意味着依旧是首长信任的自己人；若被遗漏，轻则是总务疏忽，重则代表失宠、被边缘化，在等级森严的国民党官场，这是比降职更难堪的羞辱。
当然，蒋介石本人更是深谙此道，他看似刻板严肃，却擅长用这类小恩小惠笼络人心。
侍卫官回忆，蒋介石常会亲自清点新钞，亲手将红包递给贴身侍卫，语气温和，尽显“慈父”姿态。这种仪式感，让赏赐超越了金钱本身，成为绑定忠诚的精神纽带。
也正因如此，当唐纵发现自己被排除在赏赐名单之外时，才会如此震怒与不安。
在起初，唐纵还自我安慰，或许是总务部门流程繁琐、发放延迟，或许是自己公务繁忙错过了领取时间。
他身为高级官员，不便主动询问，只能强压疑惑，维持镇定。可随着春节假期过半，所有人都在私下谈论新年赏赐的金额与待遇，唯独他无人提及，尴尬与不安逐渐涌上心头。
直到一次偶然机会，他从陈希曾口中得知真相：并非发放延迟，而是名单上根本没有他的名字，蒋介石的春节赏赐，从一开始就把他漏掉了。
可以说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唐纵难以释怀。
他无法理解，自己兢兢业业、夙夜在公，常年驻守权力中枢，处理最机密、最繁重的事务，从未有过懈怠，为何会被蒋介石如此忽视？
对此，唐纵在日记中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懑，他先是自我宽慰“予夺操于委座之手，有无我如浮云”，试图用君子之风掩饰内心的失落，可字里行间满是不平。
无独有偶，就在这一年的中秋节，蒋按例再次犒赏，而组长中又唯独缺了唐纵，那么，即便他的涵养再好，也是再也忍受不住了，于是醋意大发，心理失衡，牢骚满腹。
不得不说，喜欢察言观色的戴笠可算逮到机会了，他迅速派人送来8、9月份的车马费1 600元。
而到了这个时候，唐纵也想通了，不再避嫌，也不再矫情自饰了，心安理得、痛痛快快地收下了戴笠的馈赠。
不过，俗话说的好：坏事也能变好事。
听闻戴笠对唐纵的好，老蒋开始反思，意识到再不对唐纵施恩，一定会是将他推到戴笠那边去了，于是开始加倍对唐纵进行补偿。
就在当年12月25日，蒋依例对部属进行新年大犒赏，而这一次，他派陈希曾给唐纵竟送来5 000元之多，唐纵惊诧不已。
再后来，老蒋重新认可了唐纵的价值，很快便对他加以重用，唐纵最终官至警察总署署长、保密局副局长，成为国民党官场为数不多的“不倒翁”。
其实这件事看似小事，却折射出蒋介石用人与统治的深层逻辑。
蒋介石用人，向来重亲疏、重派系、重直觉，而非单纯看能力与忠诚。
而他最信任的，也始终是黄埔嫡系、浙江同乡、家族亲信，即便能力平庸，也能身居高位、恩宠不断；而对于非核心圈层、性格内敛、不善于邀功的幕僚，即便才华出众、忠诚可靠，也容易被他忽视。
唐纵虽身居侍从室高位，却不属于蒋介石最核心的同乡与嫡系圈子，他行事低调，不善于在蒋介石面前表露忠心，也不参与派系争斗，反而容易被归类为“可用但非亲信”的边缘人。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蒋介石性格刻板固执，做事依赖习惯与记忆，而侍从室人员众多，他很可能在拟定赏赐名单时，只想到了日常频繁接触的侍卫、主任，却忽略了默默处理机要情报的唐纵。
然而，这种疏忽或许在普通人身上是无心之失，但在最高统治者身上，却成了刺痛核心幕僚的利刃。
不过，唐纵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懂得隐忍。他虽怒火中烧，却从未当众表露不满，更没有主动向蒋介石讨要说法，只是将委屈与愤懑写进日记。
这种内敛与克制，反而让他在复杂的官场斗争中得以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