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是嘉靖皇帝亲手埋下了大明王朝覆亡的种子？

嘉靖四十一年的五月，严嵩致仕回籍，徐阶接任了内阁首辅，将两京一十三省各部衙门深藏的积弊理了一遍，这才发现国事已经比他们想像的还要糜烂。从那时候起，徐阶和高拱、张居正等人便开始拆东墙补西墙，更把好些原来被严党瞒着的事一点点透露给了嘉靖。嘉靖便觉着身子一日不如一日，丹药也吃得更多了。到了今年，根烂枝枯的几件大事同时发作了：北边陆防和东南海防军费都严重不足，蒙古俺答飘忽突袭，辽东好些部落也开始挑起战衅；东南浙江的倭寇平定了，又在福建、广东大举掠城灭地；两京以及好些省份许多官员的俸禄积欠日久已经怨声载道，在陕西甚至发生了韩王府一百五十多个宗室官员索要多年积欠，围攻巡抚衙门鼓噪殴打巡抚、布政使烧毁府衙的事；不得已想增加些赋税以解国库亏空，贪吏又从中加码盘剥，以致近在北京城边顺天府的宛平、大兴都出现了百姓不堪重赋，纷纷弃家逃生的惨景，有全里无一人丁者。五月，徐阶等策动御史林润等人上疏再劾严世蕃、罗龙文及其余党，嘉靖一怒杀了严世蕃等人，逮拿罢免了一批严党，抄没家财。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当八十多岁的严嵩颤巍巍地离开北京，返回江西老家时，整个大明朝廷，或许包括他的政敌徐阶在内，都暗暗松了一口气。

近二十年的“严嵩时代”似乎终于画上了句号，人们期待着，在新任内阁首辅徐阶的带领下，这个庞大的帝国能够一扫阴霾，重振朝纲。

遗憾的是，人们的期待很快被冰冷的现实击碎。

当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真正接手这个国家的核心管理权，开始清理两京一十三省各部衙门的积弊时，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需要医治的病人，而是一个五脏六腑都已深度腐烂的躯壳。

国事的糜烂程度，远超他们最坏的想象。

从那一刻起，他们所做的，已经不是励精图治的改革，而是一场绝望的“拆东墙补西墙”的财政和行政抢救。

而这一切的根源，并非仅仅在于严嵩的贪腐，更深层次的原因，直指帝国的最高权力中心——嘉靖皇帝本人。

帝国的根子，在那个时候，已经烂透了。

嘉靖皇帝潜心修道

徐阶等人上台后理出的“积弊”，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一系列具体、残酷且相互关联的事实，这些事实共同构成了一份嘉靖末年大明帝国的“体检报告”。

一是边防全面失血。

北边陆防：军费严重不足。

蒙古俺答汗的骑兵利用明朝边防的虚弱，采取飘忽不定的战术，随时可能南下突袭，京师屡屡震动。

这并非俺答突然变得强大，而是明朝边防军因欠饷、装备老化而丧失了基本的预警和阻击能力。

辽东战衅：北边不宁，辽东亦不安。

许多部落见中央权威衰落，军备松弛，纷纷开始挑起争端，边患从一点爆发变为全线告急。

东南海防：浙江的倭寇之乱在胡宗宪、戚继光等人努力下刚被平定，但倭寇的根源未除。

由于朝廷无力维持强大的海军和沿海卫所，倭寇迅速向南转移，在福建、广东“大举掠城灭地”。

这意味着，漫长的海岸线几乎处于不设防状态，帝国的财富出海口成了海盗和倭寇的提款机。

二是财政系统性崩溃。

官员欠薪：两京及多个省份的官员俸禄被长期积欠。

这导致了一个荒谬而危险的局面：维持帝国运转的官僚体系本身，已经无法从体制内获得合法收入。

这不仅引发普遍怨气，更直接逼迫官员们通过贪腐、盘剥百姓来维持生计和体面，形成了不可逆的恶性循环。

宗室闹事：在陕西，韩王府下属的一百五十多名宗室官员，因为多年积欠的俸禄无法到位，竟然集体围攻巡抚衙门。

他们鼓噪、殴打封疆大吏陕西巡抚和布政使，并最终放火焚烧了府衙。

这是一起极具象征性的事件：连皇室的自己人，这个帝国特权阶层，都因为财政枯竭而开始用暴力手段向朝廷索要生存资源。

税基的瓦解：国库亏空，朝廷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赋税。

然而，这个政令一经下达，立刻被早已腐败的官僚系统放大为灾难。

贪官污吏在朝廷的税额上层层加码，中饱私囊。

其后果是灾难性的：近在咫尺的顺天府宛平、大兴二县，百姓不堪重负，纷纷弃家逃亡，出现了“全里无一人丁”的惨景。

这意味着，帝国心脏地带的基层社会单位已经彻底解体。

人民不是用言语，而是用双脚对这个政权投下了反对票。

这份报告清晰地表明，大明王朝面临着军事、财政、吏治和民生的全面危机。

而这一切，都指向了唯一的最高责任人——嘉靖皇帝。

严嵩父子权倾朝野

嘉靖皇帝在位的最后几年，他的主要活动场所，不是紫禁城的朝堂，而是西苑的丹房。

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并因此“丹药也吃得更多了”，这终于造成了彻底摧毁嘉靖皇帝身体的恶性循环。

这句话背后，隐藏着帝国衰败的核心密码：皇帝不在其位。

一是权力的自我放逐。

从“壬寅宫变”后，嘉靖就基本不上朝了。

他将自己封闭在西苑，与一群道士为伍，追求长生不老的幻梦。

国家的日常运转，依赖于由“青词”来定优劣的内阁大学士们。

他放弃了作为皇帝最基本的职责——主持朝政、听取各方意见、做出重大决策。

这种长期的权力缺席，造成了两个致命后果：

第一，信息渠道被权臣垄断。

严嵩之所以能专权二十年，正是因为他控制了皇帝与外界沟通的渠道。

他可以选择性地向皇帝汇报信息，隐瞒对自己不利的真相，从而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

徐阶等人上台后“把好些原来被严党瞒着的事一点点透露给了嘉靖”，恰恰证明了在严嵩时代，皇帝对国家的真实情况是多么无知。

第二，决策基于个人好恶而非国家利益。

皇帝深居宫中，他的决策依据不再是各地的奏报和廷议的辩论，而是身边道士的乩语、个人的情绪以及权臣精心筛选过的信息。

这样的决策，如何能应对复杂而危急的国事？

二是财政的吸血鬼。

帝国的财政为何会崩溃？军费、官俸、赈灾，这些开支固然巨大，但还有一个无底洞般的消耗，就来自皇帝本人。

嘉靖对修道和长生有着近乎偏执的狂热，这不仅仅是多吃几颗丹药那么简单。

修建宫殿、炼制丹药、举办斋醮仪式，每一项都是耗资巨万的工程。

比如，为了采集炼制“龙涎香”的原料，朝廷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远赴南洋。

各种祥瑞、典礼，无不是民脂民膏堆砌而成。

当陕西的宗室因为欠薪而焚烧衙门时，当顺天府的百姓因为加税而逃亡时，皇帝却在西苑里，用足以养活数万军队、支付全体官员俸禄的财富，来烧炼那些可能含有水银、铅等有毒物质的丹药。

他不是不知道国库空虚，他只是认为，他自己的长生，比边境的安宁、官员的俸禄和百姓的性命更重要。

三是权术大师与甩手掌柜。

嘉靖并非昏庸无能之辈，相反，他极其聪明，深谙权术。

他利用严嵩斗倒夏言，又利用徐阶扳倒严嵩，始终将最高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他既是一个高明的权力平衡者，也是一个糟糕的国家管理者。

他的精力都用在了如何驾驭群臣，确保个人权威不受挑战上。

而对于如何解决俺答犯边、如何肃清倭寇、如何整顿财政这些真正关乎国计民生的“俗务”，他选择了逃避和敷衍。

他乐于看到大臣们互相争斗，因为这样他们就不会联合起来挑战皇权。

在这种“甩手”式治理下，整个官僚体系的内耗远大于实干，帝国的治理能力自然每况愈下。

严世藩被抄家

面对“根烂枝枯的几件大事同时发作”的绝境，嘉靖皇帝的反应是什么？

是深刻反省，下罪己诏，并全力组织救亡吗？都不是。

他的反应是“一怒”。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五月，在徐阶等人的策动下，御史林润等人上疏弹劾严世蕃、罗龙文及其余党。

嘉靖皇帝“一怒”之下，杀了严世蕃等人，罢免、抄家了一批严党。

这个行为，看似是惩治腐败、大快人心，实则是一场精心的政治表演和情绪宣泄。

首先，这依然是权力斗争的延续。

严嵩虽已倒台，但其残余势力仍在。

彻底清除他们，是徐阶巩固权力、也是皇帝展示权威的必要步骤。

其次，这是典型的“替罪羊”逻辑。

将所有的过错——边防不力、财政崩溃、民不聊生——都归咎于“奸臣”严党，仿佛只要杀了他们，问题就解决了。

嘉靖通过这场杀戮，巧妙地将帝国的系统性危机，转化为一场由几个奸臣引发的“偶然”灾难，从而为自己开脱了责任。

然而，杀了严世蕃，抄没了他们的家财，就能填补国库的巨大亏空吗？能瞬间让俺答退兵、让倭寇消失吗？能让逃亡的百姓重返家园吗？显然不能。

那些被抄没的家产，对于整个帝国的财政窟窿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

这场大快人心的杀戮，更像是一曲帝国的挽歌，它用少数人的鲜血，掩盖了帝国根基已然腐烂的真相，也错过了最后一丝挽救的时机。

徐阶等内阁大臣

嘉靖皇帝统治的末期，大明王朝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巨舰，在风雨中飘摇。

船长嘉靖，却把自己锁在最豪华的船舱里，沉迷于炼制能让他永生的“仙丹”。

他偶尔会通过传声筒听取甲板上的报告，一旦听到不利消息，便怒不可遏地处罚几个他认为是“蛀虫”的水手，却拒绝走出船舱，亲自掌舵，带领船只驶离风暴。

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人，是这艘船上最能干的大副和水手长。

他们发现了船体的破损，拼命地用木板、用棉絮、甚至拆下船舷的木头，去堵塞一个个漏水的破洞。

他们能做的最多就是“拆东墙补西墙”，让这艘船不至于立刻沉没。

但船的根子坏了，根子，就是那个放弃了船长职责，却牢牢握着舵轮不肯交给别人，并且不断消耗所剩无几的物资去满足自己私欲的皇帝本人。

他的长期怠政，掏空了帝国的财政；他的迷信偏执，腐蚀了帝国的精神；他的权术驾驭，败坏了帝国的吏治。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就在这场帝国危机达到顶峰后不久，嘉靖皇帝驾崩。

他将一个北有蒙古、东有倭寇、内部财政崩溃、官僚体系腐败、民变烽火四起的烂摊子，留给了他的儿子隆庆皇帝，也留给了后来在万历初期试图力挽狂澜的张居正。

而大明王朝的命运，在这场全面的溃败中，其实早已埋下了覆亡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