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小时的差距

1876年2月14日这一天，对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专利局来说，这只是一个寒冷而忙碌的星期一。

就在这一天，几乎是同一时刻，两份关于“通过电流传输声音”的文件被递交到了同一个办公桌上。一份来自一位年轻、焦虑、甚至有点不懂电路的苏格兰移民，他叫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

另一份来自一位资深、富有、享有盛誉的电气专家，他叫伊莱沙·格雷（Elisha Gray）。

这是一场赛跑。虽然当时他们本人并没有气喘吁吁地冲进大厅，但代表他们的律师和专利代理人确实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博弈。历史书上总是轻描淡写地说：贝尔赢了。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传说中，两人到达的时间只差了两个小时。就是这两个小时，决定了后来那个巨大的通信帝国叫“贝尔电话公司”，而不是“格雷电话公司”。也就是这两个小时，引发了后来长达十几年、涉及六百多起诉讼的官司大战。

有人说贝尔作弊了。有人说专利局的审查员收了黑钱。还有人说，真正的发明者其实是一个连英语都说不好的意大利老头，此时正坐在纽约的蜡烛工厂里发愁。

那么，这场乱局是怎么开始的？

不想当发明家的老师

亚历山大·贝尔其实没想过要发明电话。至少一开始没想过。

他的家族生意是“教人说话”。贝尔的爷爷、爸爸都是研究语音纠正和演讲术的专家。贝尔自己则从事聋哑人方面的教育工作。他毕生的痴迷是如何让听不见的人听见声音，或者让发不出声的人说出话来。他对声波的理解很深，但他对电学的理解，说实话，非常业余。

但他有一个巨大的动力，或者说压力。这个压力的名字叫加德纳·哈伯德。

哈伯德是贝尔未来的岳父，也是他在波士顿的赞助人。哈伯德是个精明的商人，他看不上贝尔那些关于“让聋哑人说话”的慈善事业。他想要贝尔发明一样东西：多路电报。

当时，电报是通信界的霸主，也是垄断的代名词。西部联合电报公司控制着一切。如果你能在一根电线上同时发送四条、八条甚至更多条电报，你就能打破垄断，赚取暴利。这在当时被称为“复式电报”。

哈伯德对贝尔说：你把这个搞定，我就让你娶我女儿梅布尔。

于是，不懂电学的贝尔被迫上路了。他白天教聋哑学生上课，晚上在那个充满了酸味和铜线的工作室里折腾。因为不懂电，他找了个帮手。这个帮手叫托马斯·沃森。沃森是个熟练的电气技师，手巧，话少，是个完美的执行者。

贝尔告诉沃森：我想用不同频率的音叉在电线上产生电流，从而在另一端引起共鸣。

这个思路是对的。这就是“谐波电报”的原理。但贝尔的脑子总是跑偏。他一边研究电报，一边忍不住想：既然电线能传输不同频率的“滴滴答答”，那它为什么不能传输人类复杂的嗓音呢？

哈伯德听到这个想法后非常生气。他告诉贝尔：别在那瞎想什么“会说话的电报”，那是个玩具。我要的是能赚钱的复式电报。专心点。

贝尔表面上答应了，私底下却更加痴迷于那个“玩具”。

专业的对手

就在贝尔在波士顿焦头烂额的时候，芝加哥有个叫伊莱沙·格雷的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和贝尔不同，格雷是科班出身，他是西部电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是当时著名的电气发明家。他懂电路，懂磁场，懂大部分贝尔搞不明白的公式。

格雷也在研究多路电报。而且他的进度比贝尔快得多。他也意识到了“传输人声”的可能性。但他是个理性的工程师，他做过计算，觉得把人声转化为电流在技术上太难，而且商业前景不明朗。谁会愿意对着一根铁丝说话呢？写下来不是更清楚吗？

所以，格雷把“电话”这个想法放在了次要位置，全力攻克多路电报。

这成了他这辈子最大的误判。

1875年的夏天，事情出现了转机。

贝尔和沃森在实验室里调试他们的谐波电报机。那天很热，设备又出了故障。接收端的簧片被卡住了，沃森用手去拨弄它。这一拨，簧片震动发出了“嗡”的一声。

在另一个房间里，把耳朵贴在接收器上的贝尔听到了一声清晰的、带有音色的“嗡”。

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是噪音，但对于懂声学的贝尔来说，这是启示。这证明了电流可以传输复杂的震动波形，而不仅仅是断断续续的脉冲。

贝尔兴奋地冲进沃森的房间。他们确信，传输人声是可能的。

哪怕岳父哈伯德反对，贝尔也决定要干。他开始秘密地调整方向，从电报转向电话。而此时的格雷，依然在稳扎稳打地完善他的电报机。

那份著名的草图

时间来到了1876年2月初。贝尔感到了紧迫感。他听说格雷的进度非常快。虽然贝尔还没做出一个能完美通话的原型机，但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先申请专利。

这是专利法上的一个灰色地带。你不需要展示实物，只需要描述原理。

贝尔的律师甚至比贝尔还急。在贝尔还没完全写好说明书的时候，律师就拿着材料冲向了华盛顿。

与此同时，格雷终于也意识到“电话”的重要性。他在2月14日这一天早晨，写下了一份“专利保护书”。这还不是正式的专利申请，只是一种预先声明，意思是“这个想法我想到了，给我一年时间完善”。

格雷的文件里详细画了一个装置：一个人对着水说话，水作为可变电阻，将声波转化为电流。这种“液体变阻器”的设计非常巧妙。

贝尔的专利申请里有什么呢？大部分是关于那个谐波电报的，但在文件的边缘和结尾，稍微提到了关于传输人声的可能性。

关键点来了：贝尔的原始草稿里，并没有提到“液体变阻器”。但在最终提交的版本里，却神奇地出现了一段关于液体变阻器的描述。

有人说，这是贝尔的律师在最后时刻偷看了格雷的文件后补上去的。

不管真相如何，2月14日那天，专利局的记录显示：贝尔的申请是第5号文件，格雷的是第39号文件。

虽然格雷的律师声称他们早上就到了，只是放在了“收件箱”的底部，而贝尔的律师下午才到，却被放在了上面。但在官僚主义的流程里，顺序就是一切。

专利局最后判定：贝尔先到。

格雷并没有太在意。他当时依然认为电话只是个科学玩具，输了就输了，他还有电报生意要忙。他甚至给贝尔写信祝贺，表现得非常有风度。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

第一句话与嫌疑

拿到专利号（US Patent 174,465）的那天是3月7日。这是历史上价值最高的一张纸之一。

但尴尬的是，这个时候贝尔的电话其实还打不通。他手里只有那张纸。

三天后，3月10日。贝尔和沃森终于做出了一个新的模型。这一次，他们用了一种新的发射器——就是格雷在文件里画的那种“液体变阻器”。

贝尔把一根金属针插进一杯酸液里。当他说话时，声波震动隔膜，带着针在酸液里上下移动，改变电阻。

他在楼上的房间对着话筒说出了那句改变世界的名言：

“沃森先生，到这儿来，我想见你。”

（Mr. Watson, come here, I want to see you.）

楼下的沃森听到了。虽然声音含糊不清，像是个幽灵在呻吟，但他听懂了。他冲上楼。他们成功了。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疑点。贝尔之前的实验一直用的是电磁感应原理（磁石电话），从来没用过液体变阻器。为什么在看过格雷的文件（或者被告知了格雷的设计）之后，他突然换成了格雷的方法，并且立刻就成功了？

多年后，在法庭上，一位名叫芝纳斯·威尔伯（Zenas Wilber）的专利审查员给出了一份惊人的证词。

威尔伯是个酒鬼，当时深陷债务。他承认，他在那个关键的时期，给贝尔看了格雷的文件。他还承认，他收了贝尔律师的一张100美元的支票。在那个年代，100美元不是小数目。

贝尔对此矢口否认。他说那100美元是给威尔伯的借款，而且他从来没看过格雷的文件，只是听说了大概的思路。

这个污点一直跟随着贝尔。但法律看重的是证据链和时间戳。贝尔拥有那张专利证书，而格雷只有那份“保护书”。在法律上，正式申请比保护书拥有更高的优先级。

被遗忘的意大利人

在这个故事的角落里，还蹲着一个愤怒的意大利人。他叫安东尼奥·梅乌奇（Antonio Meucci）。

如果说贝尔是幸运，格雷是遗憾，那梅乌奇就是纯粹的悲剧。

早在1850年代，梅乌奇在哈瓦那当剧院技师时，就偶然发现电流可以传输声音。后来他搬到了纽约的斯塔顿岛，在自己的家里安装了一套原始的电话系统，用来和瘫痪在二楼卧室的妻子通话。他管这叫“Teletrofono”。

这比贝尔早了将近二十年。

梅乌奇是个典型的疯狂发明家，但他不会英语，也没钱。他收留过当时落魄的意大利名将加里波第，两人一起做蜡烛维持生计。

1871年，梅乌奇凑了点钱，去申请了一个临时专利（Caveat）。但他没钱请好律师，文件写得很糟糕。更糟糕的是，临时专利需要每年续费10美元才能维持有效。

1874年，梅乌奇穷困潦倒，连这10美元都交不起了。他的临时专利因此失效。

两年后，贝尔提交了申请。

梅乌奇后来愤怒地提起诉讼。他拿出了发黄的笔记和旧模型。他甚至声称，他在1872年就把模型寄给了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希望能得到投资，但对方一直说“丢了”。而巧合的是，贝尔当时正好在那个实验室里做实验。

是不是很像阴谋论？

法院调查了很久。法官最后倾向于认为梅乌奇确实发明了一些东西，但由于他的临时专利失效加上缺乏完整商业化证据，所以诉讼失败了。

梅乌奇在贫困和愤懑中死去。直到2002年，美国众议院才通过了一项决议（第269号决议），承认梅乌奇在电话发明中的贡献，并表示如果他当时有那10美元，贝尔的专利可能就不会获得批准。

但这迟来的安慰，对于梅乌奇来说已经毫无意义。

西部联合的傲慢

回到1876年。贝尔虽然拿到了专利，也做出了样机，但他还是缺钱。哈伯德对于这个“会说话的玩具”依然半信半疑。

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把这个专利卖掉。

卖给谁？当然是通讯巨头西部联合电报公司。

贝尔和哈伯德开价1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西部联合的总裁威廉·奥顿看着这个笨重的木头盒子，听着里面传出的嘶嘶啦啦的声音，露出了轻蔑的笑容。他说了那句著名的商业判断：

“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它有什么实际价值？我们为什么要花钱买一个电子玩具？”

奥顿拒绝了。他觉得这就是个麻烦，而且声音传输距离太短，根本无法取代电报。

这是商业史上极其昂贵的一次拒绝。

被羞辱的贝尔和哈伯德决定自己干。他们成立了贝尔电话公司。

接下来的几年里，电话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瞬间普及。一开始，它真的很没用。你装了电话，但没几个人装，你打给谁呢？

贝尔开始到处做演示。他像个马戏团演员一样，在讲台上对着电话大喊大叫，让观众在另一个房间听。慢慢地，人们开始觉得这东西有点意思。医生想要它，因为可以快速联系病人；商人想要它，因为可以不用跑腿。

网络效应开始显现。装电话的人越多，电话的价值就越高。

这时候，西部联合终于醒了。奥顿看着贝尔公司像野草一样疯长的用户量，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大错。

但他不打算买回专利，他打算抢。

西部联合找来了谁？伊莱沙·格雷。还有另一个人，托马斯·爱迪生。

西部联合对他们说：你们去搞一个更好的电话，不管用什么技术，把贝尔干掉。

爱迪生不负众望，发明了碳精送话器。这比贝尔的液体变阻器和电磁送话器都要好得多，声音更大、更清晰。西部联合立刻推出了自己的电话服务，并利用他们庞大的电报网络铺设线路。

贝尔公司面临灭顶之灾。他们只有一张专利纸，而对手拥有资金、网络和更好的技术。

法庭上的争锋

贝尔公司唯一的武器就是那张专利。特别是专利中的第四条声明，它非常霸道地涵盖了“任何通过电流强度变化来模拟声波形状的方法”。

这意味着，不管爱迪生用碳精还是格雷用水，只要你是用电传声音，你就侵权了。

一场传奇的官司开始了。

西部联合财大气粗，聘请了美国昂贵的律师团。他们把格雷推到台前，声称贝尔窃取了格雷的想法。他们还挖出了梅乌奇，挖出了那个叫雷斯的德国人（他在1860年也做过类似实验）。他们的策略是把水搅浑：既然电话的概念早就有了，贝尔的专利就是无效的。

贝尔公司虽然小，但他们的律师非常顽强。他们死死咬住一点：贝尔是第一个获得专利的，而且他是第一个真正实现了“清晰通话”的人。其他人只是停留在理论或者断断续续的噪音上。

案件审理期间，各种证人轮番上场。那个收钱的审查员威尔伯也被拉了出来。贝尔在证人席上遭受了数日的盘问。

就在大家以为西部联合会用金钱压垮贝尔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西部联合的首席律师仔细研究了贝尔的专利文件后，私下告诉奥顿：“老板，我们可能会输，贝尔 在1876 年 3 月 10 日的成功通话实证，以及专利中 “电流强度模拟声波” 的宽泛覆盖，让西部联合的技术（包括爱迪生的碳精送话器）均落入侵权范畴。这在法律上是无法逾越的。”

如果输了官司，西部联合不仅要赔偿巨款，还可能被强行关闭所有的电话业务。

于是，双方达成了一个令人咋舌的和解协议。

西部联合承认贝尔是电话的发明者，并将所有的电话业务、网络和爱迪生的碳精送话器专利，全部移交给贝尔公司。作为交换，贝尔公司承诺在专利有效期内，给西部联合20%的收入分成。

这一战，确立了贝尔公司（后来的AT&T）在接下来近一百年里的绝对垄断地位。

格雷什么也没得到。他看着自己亲手设计的技术变成了对手的战利品。

发明者的离场

赢得胜利后，亚历山大·贝尔做了什么？他继续在这个庞大的电话公司里当CEO吗？

没有。事实上，贝尔晚年更专注航空、声学等其他研究，且抱怨电话铃声干扰工作。

他对妻子说，他希望以后家里不要装电话，因为那个铃声太吵了，总是打断他的思路。

在他看来，电话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他的心依然属于那些无声的世界。他用电话赚来的钱，资助了《科学》杂志的创办，资助了航空学的研究，甚至研究过一种用光来传输声音的设备（光史密斯风琴），他觉得那才是未来。

但他终究摆脱不了“电话之父”的标签。

1922年，贝尔去世。为了纪念他，北美所有的电话服务在葬礼期间停止了一分钟。

那一分钟里，整个大陆陷入了寂静。没有铃声，没有交谈，没有电流的噪音。那可能是贝尔最享受的一分钟。

1876年2月14日

当回顾这项发明时，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电话究竟是谁发明的？

如果是按“最早提出概念”算，可能是那个法国人博尔瑟尔。

如果是按“做出原型机”算，可能是意大利人梅乌奇。

如果是按“提交文件”算，可能是格雷。

但如果是按“拥有合法专利并将其商业化”算，那只能是贝尔。

历史往往不奖励最早的人，也不奖励最聪明的人，它奖励的是那个把拼图的最后一块拼上，并且能把这幅图卖给全世界的人。

贝尔并不是一个狡猾的窃贼，他是一个执着的人，恰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并且拥有一个极其凶狠的律师团队。

那个“2月14日”，成了科技史上著名的分水岭，影响了世界电话系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