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春，晋东北的山风裹着残雪呼啸而过，杨上堃踩着湿滑的石阶，走进了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临时司令部。几天前，他刚从河北徐水县折返，心里明白：这趟“私自外出”走得太冲动，自己必须面对组织处分。

回到两年前。1936年10月，长征胜利收官，年仅23岁的杨上堃已是红一军团的团长。按照中央统计，他在长征途中共参与大小战斗二十余次，身负六处枪伤，仍能持续指挥。战友们都说，这小个子江西人在火线特别倔。也正因为这股狠劲，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被编入一一五师独立团，任一营营长。

改编带来的是大面积降级。军政干部普遍往下挪两到六级。李先念从军委政委直接掉到营级，杨上堃心里当然也不是滋味，但表面上没说什么。平型关一战，他率部切断涞源至灵丘的公路，缴获日军数百箱弹药。战报递到延安，彭德怀在后面批了一行字：该营长“能打硬仗，可再压担子”。

机会很快到来。独立团团长陈正湘调任支队长，副团长又被抽走，师部原本打算让杨上堃顶上。然而会议最后拍板，团长由二营营长接任，杨只升为团参谋长。消息传到前线，他愣住了：论资历、论战功，缺的到底是哪一块？一股闷火从胸口烧到脑门，他竟动了单干的念头。

“索性先去徐水拉支队伍，看他们还提不提我。”他对警卫员撂下一句话，拔腿离开根据地。谁也没料到，此举在部队里炸开锅：营长带人私自行动，这已触碰纪律红线。彭德怀拍桌子要严惩，作战科立即起草通报。就在文件即将下发时，毛泽东得知情况，向彭德怀递了张便条：“他是红军的老功臣，给他条活路。”短短十三字，写得平平淡淡，却顶住了不少怒气。

有意思的是，杨上堃并未等处罚结果落地就自觉返队。一路上他想通了：大敌当前，任何个人情绪都得让道。回到师部，他立正，摘下腰间驳壳枪放在桌上，“请处分！”这一声落地，屋子里静得能听见油灯噼啪。师参谋长只回了一句：“去抗大报到，边学习边反省。”处罚并不轻，却也留足了台阶。

在抗日军政大学的三个月，杨上堃把全部精力压在战术沙盘和《孙子兵法》上。训考结束，他被派往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四平保卫战，他带的那个加强营不到五百人，硬是把新京开来的关东军先头部队顶在城外三天。林彪听完汇报，说了一句：“这个营长胆子不小。”1948年长春攻坚，他又带突击队炸掉国民党守军最后的发电厂，彻底断了对方动力系统。

共和国成立时，杨上堃三十岁出头。军委考虑到他的经历和年龄，让他赴福建参与生产建设兵团组建，职务是副司令员。老同事调侃：“从团参谋长到兵团副司令，拐了个弯却又回来了。”他摆手笑：“还是那句话，兵不挑将，将不挑兵，干就是了。”

1955年9月，授衔典礼在北京西郊举行。按照资历和档案记录，他被评定为上校。轮到宣读名字时，不少红军老同志回头看他，目光里多半带点惋惜：若当年没闹那一出，也许肩章上能多一颗星。不过说到底，军衔只是一种标识。文件发完，他举手敬礼，转身走出礼堂。

此后十余年，他先在江西军区分管训练，后调防化兵筹备处任参谋长。1968年因旧伤并发症住院，做了两次大手术，才摘除体内那枚没取出的弹片。外科大夫叹气：“枪伤留下的铁，迟早要清。”杨上堃表情平淡：“留在身体里，也是战功章。”

1974年，杨上堃从部队离休，把全部资料移交军史室。他不常提自己的得失，偶尔对晚辈说的最多一句是：“一支队伍能容忍错误，更能成全战士。”在个人笔记本上，仍能看到那一行被油渍浸染的字迹——“毛主席求情：给他条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