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前国民党将军拿到8万块钱后做的第一件事，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1983年的北京，这钱在那时能买好几套房子，可黄维立马就说要把它分成三份，每一份都有不一样的用途和意义。

黄维那时已经71岁，从功德林监狱出来都8年了，他申请房产补偿的消息传开来以后，很多人就觉得这个老头儿是缺钱了吧，毕竟坐了25年牢，家里的积蓄早就花完了，事实上黄维心里打的算盘比谁都清楚，他要的不是钱，而是一个证明。

这套房子原先登记在他第二任妻子蔡若曙的名下，蔡若曙是杭州大户人家的女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她自己跑到前线给黄维送去一面绣着“有我与你同在”的旗帜。

那时的蔡若曙年轻貌美，家境优渥，完全可以选择更安稳的生活，却偏偏看上了这个军人的铁血柔情。

黄维被俘后被关进功德林，蔡若曙独自守了25年空房，她没有改嫁，也没有去埋怨，只是静静地等候着那个或许永远不会归来的人。

1976年蔡若曙去世时黄维被特赦仅仅才一年，这成了他永久的遗憾，也是他后来分配补偿款时最先想到的缘由。

南京那边为查清这套房产的来龙去脉，翻查了整整一周的档案，终于找到房契，屋里住着好几户人家，都是从公房分配来的，有老人也有孩子，生活都不太宽裕。

要是严格按规定把人赶出去，肯定会有很多麻烦，最后政府商量后决定不收回房子，直接用钱解决这事。

1983年的8万块钱是个什么概念，那会儿北京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不到50块，这钱相当于一个人干13年的收入。

要是放到现在，它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几百万，政府可以拿出这么多钱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由此能看出当时的政策，确实是朝着宽松的方向前行的。

黄维接过钱的时候，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觉得他会开心得合不拢嘴，可没想到，这个老头儿脸色平静，仅仅点了点头，说了句谢谢政府。

接着他就当场宣布了分配方案，第一份钱要寄到上海罗店，用来修建纪念碑，1937年8月份的时候，黄维带领第67师在罗店和日军展开了长达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这场战斗打得极为激烈，黄埔军校的学员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倒在阵地之上，有的甚至于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

黄维存活了下来，而那些战友的模样始终在他心里，46年已经过去了，他终于有机会为那些牺牲的人做些事情。

第二份钱要给蔡若曙的娘家。黄维说这是他欠蔡家的，当年没能给蔡若曙一个正式的名分，让她受了委屈。

蔡若曙嫁给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原配妻子桂仙梅，按照那个年代的规矩，蔡若曙只能算是姨太太。这在当时或许不算什么，但对一个大家闺秀来说，终究是个遗憾。

第三份钱要寄回老家，给原配妻子桂仙梅，桂仙梅是那种典型的旧式女子，黄维出事之后，她一个人撑起整个家，照料婆婆，拉扯孩子，从来没有过埋怨。

黄维服刑的那25年里，桂仙梅守着空荡荡的屋子过日子，既没改嫁，也没离开黄家，这份情比金子还要来得珍贵。

三笔钱，三种情感，三份责任，黄维用这种方式给自己的人生做了个了断。他不是在炫富，也不是在作秀，而是在用最朴实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愧疚和感激。

黄维分钱的消息传开后，在政协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人说他这是在做政治表演，想博取同情；也有人说他确实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值得尊敬。

争议归争议，但没人能否认这件事的象征意义。一个前国民党高级将领能够得到公正对待，这本身就是政策变化的体现。

黄维生前一心想着为罗店战役撰写些内容，把那段被遗忘的历史记录下来，他手里有相对多的第一手资料，也有当年的作战地图，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些整理成一本书。

对于建纪念碑这件事，他一直都没有公开提及，仅仅是私下里和几个老朋友们提到过，

1985年黄维去世后，再没人提修建纪念碑的事，那笔款项最终流向何处成了的谜团，直到2020年，罗店镇在纪念馆外面建了一面无名将士墙，但上面没有黄维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他当年的捐款。历史就是这样，有些事情做了，但不一定会被记住。

再回过头去看1983年的那个秋天，黄维的做法显得十分珍贵，那时候的政策执行不像现在这样程式化，大多依靠人情以及良知。

没有繁琐的手续，没有冗长的仪式，就是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这种朴素的做法，反而让人觉得可信。

黄维一生经历多次起伏，从黄埔军校的优等生到抗日战争中的著名将领，再到内战时期的失利将军，成为改造期间的战犯，最后担任文史专员，每次身份转变都有深刻的痛苦与沉思，

8万块钱的分配，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和交代。他没把钱用来供自己享受，也没留给子孙后代，而是用来偿还心里的债。

从现在的视角来看，这种做法或许显得略微有些古板，可是在那个重视情义的时代，这就是再普通不过的选择了。

黄维用这种方式告诉世人，什么叫做有始有终，什么叫做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