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的朝堂上，司马光算是个“异类”。他20岁考中进士，却不爱应酬；官至宰相，家里却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和王安石吵了一辈子，临终前却让人把王安石的文集整理好流传后世。这个看似古板的老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看懂了他，才能明白《资治通鉴》里藏着的小心思。

先说说司马光的脾气。他这人，认死理，却不刻薄。年轻时在地方做官，有次抓到一个小偷，按律要打板子。小偷哭着说：我不是故意的，家里实在太穷，孩子快饿死了。 司马光就没再打他，反而给了些钱让他买粮食，还跟下属说：治理百姓，先得让他们活得下去，不然规矩再严也没用。这种务实的想法，后来成了他编《资治通鉴》的核心思路——他不写那些道德模范的空话，专写政策怎么影响老百姓，比如商鞅变法时奖励耕织让秦国粮食变多，汉武帝盐铁官营让国库变富但百姓负担加重，这些细节里藏着的，都是他对民生的在意。在生活中又不近人情，有一交元宵节，其夫人在家里想出去看花灯，他却板着脸说：家里有灯，何必出去看？夫人说想看游人，他更加不高兴了：想去看人？难道我不是人吗？我是鬼吗？哈哈，也有可能是夫人太漂亮（张氏出身官宦之家，温婉大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属典型的贵族女子形象）。

而他和王安石的“恩怨”，更是影响了《资治通鉴》的编写。两人年轻时是好朋友，都想让北宋变强，只是路子不一样：王安石觉得要快，主张青苗法、募役法，想靠国家干预盘活经济；司马光觉得要稳，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自古未有；担心变法会让官吏趁机盘剥百姓。两人在朝堂上吵了16年，从朋友吵成政敌，但奇怪的是，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特意找王安石借了不少史料，还说：介甫的见识，很多地方比我深。这种对事不对人的态度，让《资治通鉴》少了些党同伐异的偏见，多了些就事论事的客观。

最让人佩服的，是他编书时的较真。《资治通鉴》从英宗朝开始编，到神宗朝才完成，前后19年。这期间，司马光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扑在了书上：每天早上起来就伏案写作，直到深夜，有时候累得手都握不住笔；眼睛花了，就让仆人念给他听，他边听边改；书稿改了又改，光是废弃的草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有次朋友劝他：你都60多了，犯不着这么拼。司马光却说：这书是给皇帝看的，一字一句都不能错，不然误导了朝廷，我就是千古罪人。”这种严谨，让《资治通鉴》成了后世公认的信史——里面每个事件、每个时间，都经过反复考证，连哪年哪月发生地震、哪次战争死了多少人，都尽量核实清楚。因此，苏轼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司马牛。

但也正是这种严谨和保守，让他在死后成了争议人物。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在神宗母亲高太皇太后的扶持下重新当政，把新法全废了，连一些确实有效的政策也没留。按儒家传统孝道来讲，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即强调子承父业，新继位的哲宗应该在三年内不能改神宗朝的制度，这也是当时朝中反对废除新法最大的理由。但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的理由，其核心逻辑是不是哲宗作为儿子废止了父母的政策，而是高太后作为母亲改正了儿子的错误。当时也有人骂他顽固，甚至说他毁了北宋的希望。但如果结合《资治通鉴》里的故事看，就懂他的心思了：他写了那么多变法太急导致亡国的案例——比如王莽改制、隋炀帝急功近利，深知制度变动就像拆房子，得先看好结构，不然容易塌。他不是反对变，而是反对瞎变。

晚年的司马光，其实挺孤独的。变法派骂他守旧，保守派里也有人觉得他太温和。但他不管这些，每天还是雷打不动地校订《资治通鉴》的书稿。他说：我这辈子没别的本事，就想给后人留一本有用的书。如今，争论他保守还是开明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用19年告诉我们：做一件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极致；看一个人，别急着下判断，先看看他一辈子坚持了什么。读懂了司马光的固执，才算真正摸到了《资治通鉴》的温度。正如当下作者非常喜欢的一位作者罗振宇，坚持10年每天早上6点半准时在公众号推送一条60秒语音，从未间断，坚持什么，在时间积累中获得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