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上海，笼罩在一种令人窒息的肃杀气氛中。

2月7日，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五位青年作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龙华，此事对鲁迅打击极大。他一度避居花园庄旅馆，终日沉默寡言。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的侵略步步退让，却将枪口对准国内的进步力量，更是令鲁迅愤怒不已。

然而，鲁迅不知道的是，从1931年7月到9月，毛主席所率领的三万红军在三十万蒋军的围困中，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歼敌三万余人，缴枪逾万支，一举将其击溃。

国民党对于这场大败自然要严密封锁消息，直至1932年，这一消息才由我党的秘密渠道传出。

捷报传来，上海文化界为之振奋。鲁迅罕见地在友人面前露出了笑容。他对冯雪峰说：“看来中国的希望，不在南京，而在江西。”

然而，上海文化界对苏区情况知之甚少，大多数进步作家只能通过零星传闻想象那片红色土地。唯有茅盾是个例外——这位原名沈雁冰的作家，曾与毛主席有过直接共事经历。

茅盾与毛主席的初次见面，要追溯到1923年的上海。那年夏天，31岁的毛主席作为中央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会议间隙，他专程拜访了位于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编辑部。

彼时，担任主编的茅盾刚满二十七岁，正致力于新文学运动。毛主席进门便伸出手，操着浓重的湘潭口音说：“沈雁冰同志吧？我是《小说月报》的老读者，对你们的工作很是钦佩。”

这次会面简短而客气，两人并未深谈。但毛主席对文学的敏锐感知给茅盾留下印象。

二人真正的共事始于1926年的广州。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毛主席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随后代理宣传部长。当时茅盾被党组织派往广州，担任毛主席秘书，与毛主席同寓一楼。

那段日子，茅盾目睹了毛主席工作的勤勉与才华。每天清晨，毛主席便埋头撰写指导农民运动的文件，或主编《政治周报》。

有一次，毛主席花了整整两天，亲自修改一份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讲稿，逐字推敲，直到普通农民也能听懂为止。茅盾后来回忆：“润之同志的才华，不仅在于笔力雄健，更在于他总能抓住问题的本质。”

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毛主席因忙于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将宣传部的日常事务交由茅盾主持。

两人虽共事不过数月，却结下深厚情谊。10月，茅盾因妻子病重返沪，临行前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革命需要笔杆子，也需要枪杆子，望你多保重。”

1932年初秋，鲁迅在上海拉摩斯公寓，约茅盾前来商议《文学月报》的稿件事宜。谈完正事，鲁迅从藤椅上直起身，忽然问道：“雁冰兄，你认识毛润之和朱玉阶（朱德）吗？”

茅盾略感意外，如实答道：“毛润之认识，1926年在广州他还是我的顶头上司。朱玉阶则素未谋面。”

鲁迅随后点燃一支香烟，提出了一个趣问：“这个毛润之比你如何？”

茅盾听后，笑着说：“先生太看得起我了！润之兄是改天换地的人，我写写文章而已，实在不敢并论。他的胸襟见识，非常人所能及。”

鲁迅听完，靠在椅背上，久久无语。

后来根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其实从1931年起就开始关注毛主席了，曾多次向他打听毛主席的情况，询问红军作战、苏区建设等细节。当他听说毛主席也喜欢读自己的杂文时，欣慰地说：“我的心血没有白费。”

这种关注很快转化为持续的支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抵达陕北。消息传至上海时，鲁迅正在病中。他不顾病痛，向红军发出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毛主席收到后对身边同志说：“鲁迅先生的支持，对我们至关重要。”

鲁迅的支持不仅限于精神层面。1936年春，他通过冯雪峰向陕北送去二十条金华火腿、十二箱白锡包香烟和几罐西湖龙井。这些物资在当时的上海或许寻常，但运到物资匮乏的陕北却是极为珍贵的馈赠。

毛主席在看到这些火腿时笑道：“鲁迅先生的礼物，我们要省着吃，每顿切薄片。”

同年夏天，鲁迅病情加重，但仍不忘了托人打听陕北的近况。当鲁迅了解到红军已经在陕北站稳脚跟后，他对茅盾说：“他们有办法，中国是有希望的。”

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临终前几日，他还在询问：“红军过黄河了吗？”

鲁迅的逝世让毛主席深感痛惜。1937年鲁迅周年祭，毛主席发表演讲，掷地有声地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这番评价并非临时起意。1934年在江西苏区，毛主席就曾说：“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他尤其推崇鲁迅的斗争精神，常引用《阿Q正传》《狂人日记》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病态。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提出著名论断：“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他解释说，鲁迅代表了文化战线的总司令，用笔墨进行战斗。这一比喻将鲁迅的地位提升到与朱德并列的高度，显示出毛主席对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

毛主席虽未曾与鲁迅谋面，但与鲁迅的神交却相伴了他的一生。而那位能够回答鲁迅问题的茅盾，在人生的后半程与毛主席也续写了深厚情谊。

1940年5月26日，茅盾携家眷抵达延安。阔别十四年，他终于见到毛主席。5月28日，毛主席在杨家岭窑洞设宴款待，一见茅盾便说：“雁冰兄，我们总算在延安会师了！”

6月初，毛主席亲自到茅盾居住的窑洞探望，带来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诚恳地说：“您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读后多多批评啊！”

两人随即畅谈中国古典文学，毛主席对《红楼梦》发表精辟见解：“那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写的是极复杂的阶级斗争”，这令毕生从事文学批评的茅盾惊叹不已，自愧弗如。

席间毛主席关切地询问茅盾的打算。茅盾表示想深入前线体验生活，毛主席却建议：“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

茅盾感动而谦逊地回应：“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随后他迁居桥儿沟鲁艺东山窑洞，讲授《市民文学概论》等课程，培养了大批文艺骨干。

9月下旬，周恩来从重庆来电请茅盾赴渝主持文化工作委员会。为全力投入工作，茅盾决定留下两个孩子。临行前他向毛主席辞行：“我把沈霞、沈霜都交给了党，请党来教育他们吧。”

毛主席风趣地说：“这很好嘛。你现在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这句玩笑话既是对茅盾的信任，也饱含革命情谊。

不幸的是，女儿沈霞1945年病逝于延安，儿子沈霜（后改名韦韬）一直在陕公文工团工作，继承父志。

1944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延安听闻茅盾生病，亲笔致信慰问。茅盾在读到信后，眼眶湿润，感叹领袖“日理万机，却还惦记着老朋友的身体”。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飞抵重庆谈判。尽管日程极紧，他仍抽出两个多小时约请茅盾与经济学家马寅初恳谈。

茅盾直率询问：“你高瞻远瞩，对形势看法如何？”

毛主席坦诚相告：“蒋介石是要打仗的。但他不得人心。和平的旗帜在我们手里。他要打，我们也不怕。我们有准备。”

10月11日，茅盾与张澜、郭沫若等亲赴机场为毛主席送行。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茅盾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同年10月，《人民文学》创刊，茅盾任首任主编。

创刊前他致信毛主席，请其题写封面刊名。毛主席于9月23日回信谦辞题名，而是题了一句鼓励的话：“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从1923年上海初见，到1949年书信往来，毛主席与茅盾的交往跨越二十六年。茅盾始终以文人身份在毛主席心中占据独特位置。而鲁迅，这位从未与毛主席谋面的文化巨匠，则以其犀利笔触在毛主席心中树立起另一座丰碑。

1949年后，茅盾多次回忆起1932年鲁迅的那个问题。他说：“鲁迅先生看人是极准的。他问我润之如何，我说润之是改天换地的人，这绝非溢美。历史证明，他的确做到了。”

而那两支“军队”——朱总司令的枪杆子和鲁总司令的笔杆子，最终在毛主席的革命方略中汇成了颠覆旧中国的磅礴力量。

鲁迅若泉下有知，当会欣慰：他的那支笔，终究汇入了改天换地的洪流，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