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七日，北京贤良寺内，寒风萧瑟，烛火微弱。晚清重臣李鸿章，在签下《辛丑条约》的两个月后，油尽灯枯，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九岁。这位一生周旋于列强与清廷之间、背负着“卖国贼”骂名，却又竭力以一己之力支撑晚清危局的权臣，终其一生，在乱世中浮沉，在夹缝中求索。他出身合肥官宦世家，寒窗苦读跻身仕途，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官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封一等肃毅侯；他临危受命，组建淮军，平定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稳定内地局势；他主导洋务运动，创办近代军事与民用工业，组建北洋水师，力图以西学西技挽救王朝颓势；他奉命周旋于列强之间，主持外交谈判，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背负千古骂名，却也试图在绝境中为清廷争取一线生机。从合肥书生到晚清权臣，从洋务先驱到外交弃子，李鸿章用七十九载岁月，书写了一段交织着挣扎与坚守、辉煌与屈辱、理想与无奈的历史篇章。解读李鸿章，便是解读晚清王朝的衰败与沉沦，解读一位封建权臣在时代变局中的野心与担当，解读一个民族在屈辱中觉醒的艰难历程——他不是完人，却是晚清乱世中，无法绕过的核心人物，功过是非，留待后世千秋评说。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其：“中兴名臣，与曾国藩并称，然国势浸弱，外侮日深，鸿章当国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臣，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然当甲午之役，不察敌情，贸然宣战，致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割地赔款，国势益衰。其后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京，鸿章奉命议和，忍辱负重，力挽危局，然所签条约，丧权辱国，终成千古罪人。”这段记载，精准勾勒出李鸿章一生的核心轨迹与历史定位——他有经天纬地之才，却生不逢时；他有救国图存之志，却受制于时代与阶级的桎梏；他为清廷鞠躬尽瘁，却终究未能挽救王朝的沉沦。李鸿章的一生，是封建士大夫践行“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一生，也是在时代浪潮中，试图调和封建传统与西方文明、平衡清廷利益与列强野心的一生。他有功于清王朝，平定内乱、推行洋务、组建海军，延缓了王朝的覆灭；也有其不可饶恕的过错，妥协退让、签订辱国条约、维护腐朽统治，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他的一生，是晚清王朝的缩影，荣耀与屈辱并存，功绩与过错交织，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
一、合肥官宦：寒窗苦读与跻身仕途
道光三年（1823年），李鸿章出生于安徽合肥县东乡（今安徽合肥瑶海区）一个官宦世家。李氏家族并非名门望族，却世代书香，重视教育，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虽未为官，却饱读诗书，为人正直，一生勤俭持家，为家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父亲李文安，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进士，与曾国藩同榜，历任刑部主事、记名御史等职，为人忠厚、为官清廉，深受同僚敬重。李文安深知官场险恶，却也坚信“学而优则仕”，因此，对李鸿章兄弟的教育极为严格，不仅传授他们经史子集，更注重培养他们的官场智慧与家国情怀。
李鸿章自幼聪慧过人，天赋异禀，且勤奋好学，远超同辈子弟。他四岁启蒙，六岁入家塾读书，师从当地名师，十岁便能熟读经史子集，下笔成文，十三岁考中秀才，十四岁便写下“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的诗句，彰显出少年意气与远大抱负。李文安见儿子才华出众，对其寄予厚望，常常带他拜访名师大儒，开阔眼界、提升学识。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七岁的李鸿章，参加安徽乡试，考中举人，此时的他，年少成名，意气风发，成为了合肥当地的青年才俊，李氏家族上下欢欣鼓舞，朝野上下也对这位少年寄予了极高的期望。
考中举人后，李鸿章前往北京，准备参加会试，开启自己的仕途之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抵达北京，投奔父亲李文安，在父亲的引荐下，结识了当时京城的一批名师大儒与官员，其中就包括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已是翰林院侍讲学士，学识渊博、威望颇高，李鸿章对其十分敬仰，主动拜入曾国藩门下，成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十分赏识李鸿章的才华与志向，对其悉心教导，不仅传授他治学之道、处世之法，更向他传授官场谋略与军事思想，曾国藩的教导，对李鸿章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他日后跻身仕途、执掌大权的重要根基。
在曾国藩的悉心教导与扶持下，李鸿章的学识与见识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不仅精通经史子集，还广泛涉猎天文、地理、兵法、外交等各类书籍，尤其注重研究西方列强的情况，为他日后推行洋务、主持外交，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同时，李鸿章凭借着自己的才华与圆滑的处世之道，在北京的官场中逐渐站稳了脚跟，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与权贵，为自己的仕途发展，积累了宝贵的人脉资源。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李鸿章参加会试，金榜题名，考中进士，位列二甲第十三名，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从此跻身仕途，踏入了晚清的政治舞台。这一年，李鸿章二十五岁，从合肥官宦子弟，到京城翰林院庶吉士，他凭借自己的才华与勤奋，实现了人生的重大跨越，也开启了自己“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征程。进入翰林院后，李鸿章并没有骄傲自满，而是更加勤奋努力，潜心钻研学问，同时积极参与官场事务，虚心向曾国藩与其他前辈请教，逐渐展现出自己的政治才能与谋略。
在翰林院任职期间，李鸿章凭借自己的才华与圆滑的处世之道，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与提拔，先后担任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读等职，仕途一路顺遂。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军席卷安徽，围攻合肥，安徽局势陷入混乱之中，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奉命在家乡组建团练，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李鸿章得知消息后，主动向朝廷请命，返乡协助父亲，组建团练，抵御起义军的进攻。这是李鸿章第一次涉足军事领域，也为他日后组建淮军、执掌兵权，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返乡后，李鸿章协助父亲，招募士兵、组建团练，凭借着自己从曾国藩那里学到的军事思想与谋略，制定了严密的作战策略，带领团练，多次与太平天国起义军展开激战，屡立战功，成功保卫了合肥城，稳定了安徽局部的局势。李鸿章也凭借着这次战功，名声大噪，得到了清政府的赏识与重用，被任命为福建延建邵道，随后又调任江苏巡抚，正式跻身封疆大吏的行列。
咸丰八年（1858年），李文安去世，李鸿章丁忧守孝，暂时退出官场。守孝期间，李鸿章并没有沉溺于悲痛之中，而是冷静分析局势，反思自己的军事与政治得失，同时密切关注着国家的局势。此时的清王朝，内有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风起云涌，外有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李鸿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暗中积蓄力量，等待着再次出山、报效国家的时机，也等待着一个能够施展自己才华、实现自己野心的机会。
二、练兵平乱：组建淮军与稳固清廷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占苏州、常州等地，逼近上海，上海局势陷入危机之中。此时的上海，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商业繁荣，财富云集，却缺乏有效的防御力量，上海的官员与富商，纷纷向清政府上书，请求派遣大军，前往上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保卫上海。此时的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节制江南、江北各路清军，全面负责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军事工作。曾国藩深知上海的重要性，也深知李鸿章的军事才能，于是向清政府上书，推荐李鸿章，命其在安徽组建淮军，前往上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
接到曾国藩的推荐与清政府的任命后，李鸿章欣喜若狂，他深知，这是自己施展军事才能、积累兵权、提升自己地位的绝佳机会。于是，李鸿章立即从家乡招募士兵，组建淮军。李鸿章借鉴曾国藩组建湘军的方法，结合安徽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全新的练兵方案，坚持“选士人、领山农”的原则，选拔有学识、有胆识、有威望的读书人担任将领，招募朴实、勇敢、勤劳的农民担任士兵。同时，李鸿章十分重视淮军的军纪建设，制定了严格的营规营纪，要求士兵们“不许扰民、不许贪赃枉法、不许临阵脱逃”，若有违反，严惩不贷。他还注重对士兵进行思想教育，向士兵们宣讲儒家思想与忠君爱国的理念，培养士兵们的忠勇之气与家国情怀。
为了提升淮军的战斗力，李鸿章还积极筹集钱财，从国外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同时组织士兵打造武器、筹集粮草，为淮军的作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此外，李鸿章还邀请外国教官，训练淮军士兵，传授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与作战方法，让淮军成为了一支兼具传统军事特色与西方军事优势的军队。在李鸿章的悉心经营下，淮军逐渐发展壮大，从最初的几千人，逐渐发展到数万人，成为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大的军队，与曾国藩的湘军，并称晚清两大主力军队。
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率领淮军，乘坐外国轮船，从安徽出发，前往上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淮军抵达上海后，立即投入到战斗之中，先后在上海周边的松江、青浦、嘉定等地，与太平天国起义军展开激战。起初，淮军由于缺乏与太平天国起义军主力作战的经验，多次遭遇失利，损失惨重。但李鸿章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冷静分析局势，总结作战经验与教训，调整作战策略，结合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与作战方法，带领淮军奋勇杀敌，逐渐扭转了不利局势。
在上海之战中，李鸿章率领淮军，凭借着先进的武器装备与灵活的作战策略，多次击败太平天国起义军，重创起义军的势力，成功保卫了上海，稳定了上海的局势。李鸿章也凭借着这次战功，得到了清政府的进一步赏识与重用，被任命为江苏巡抚，全面负责江苏地区的政务与军事工作。随后，李鸿章率领淮军，乘胜追击，先后攻占了苏州、常州、镇江等重要城市，肃清了江苏境内的太平天国残余势力，为清军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率领湘军，攻破天京，平定了持续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李鸿章也因功被封为一等肃毅伯，赏双眼花翎，成为了晚清政坛上最具影响力的重臣之一。然而，太平天国运动被平定后，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捻军起义愈演愈烈，捻军部队转战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声势浩大，清军节节败退，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同治四年（1865年），清政府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前往山东、河南等地，镇压捻军起义，李鸿章则协助曾国藩，指挥淮军，配合湘军作战。
曾国藩镇压捻军起义期间，由于作战策略不当，加上湘军此时已逐渐腐朽，战斗力下降，多次遭遇失利，未能平定捻军起义。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撤销曾国藩的钦差大臣职务，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镇压捻军起义的军事工作。李鸿章上任后，立即调整作战策略，结合捻军“流动作战”的特点，采取“围追堵截、分而歼之”的策略，指挥淮军，对捻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围剿。
李鸿章率领淮军，转战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历经两年多的激战，先后击败了东捻军与西捻军，彻底平定了捻军起义，稳定了内地的局势，拯救清王朝于危亡之际。李鸿章也因功，被晋升为湖广总督，随后又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了清政府的一品重臣，执掌晚清的军政大权与外交大权，威望达到了顶峰。此时的李鸿章，权倾朝野，成为了晚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都由他一手主导，他也成为了曾国藩之后，晚清政坛上的核心人物。
平定捻军起义后，李鸿章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开始着手整顿军队，加强国防建设。他深知，清王朝的军队，大多腐朽不堪、军纪涣散、战斗力低下，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也无法维护国家的稳定。因此，他对淮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淘汰贪生怕死、年老体弱的士兵，加强士兵的训练，提升士兵的战斗力，同时继续从国外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打造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此外，李鸿章还积极推动清军的现代化改革，创办军事学堂，培养近代军事人才，为中国近代军事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洋务操盘：师夷长技与求强求富
平定内乱后，李鸿章凭借着自己的威望与权力，成为了晚清洋务运动的主导者与核心人物。他深知，清王朝的腐朽与落后，西方列强的强大与先进，若想挽救清王朝的危亡，若想实现国家的富强，就必须摒弃封建传统的落后观念，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器与技术，发展近代实业，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于是，李鸿章提出了“师夷长技以自强”“师夷长技以求富”的口号，主导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试图以西方的先进技术与实业，挽救王朝的颓势，实现国家的富强。
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自强”为核心，重点发展近代军事工业，打造现代化的军队；第二阶段以“求富”为核心，重点发展近代民用工业，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军事工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支持。在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组建了北洋水师，创办了新式学堂，派遣了留学生，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成为了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之一。
在军事工业方面，李鸿章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重要的军事工业企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军事工业企业之一，主要负责制造枪炮、弹药、轮船、机器等军事装备，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核心基地。李鸿章十分重视江南制造总局的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聘请了一批国外的技术专家，同时积极招募有学识、有技术的中国人才，致力于研究与制造先进的军事装备。在李鸿章的悉心经营下，江南制造总局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先后制造出了一批先进的枪炮、弹药与轮船，为中国近代军队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武器支持。
同治五年（1866年），李鸿章在南京，创办了金陵机器局，主要负责制造枪炮、弹药等军事装备，是江南制造总局的重要补充；同治六年（1867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天津机器局，主要负责制造枪炮、弹药、地雷等军事装备，同时还负责制造民用机器，为北方地区的军事与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这些军事工业企业的创办，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起步，也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李鸿章也意识到，军事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原料与能源，若没有强大的民用工业作为支撑，军事工业很难持续发展。因此，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李鸿章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了民用工业，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创办了一系列近代民用工业企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民用轮船公司，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洋务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主要负责经营沿海与内河的航运业务，同时还经营海外航运业务，打破了外国列强对中国航运业的垄断，为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李鸿章的悉心经营下，轮船招商局逐渐发展壮大，不仅占据了中国航运业的半壁江山，还在海外市场占据了一定的份额，为清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也为中国近代民用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光绪二年（1876年），李鸿章在河北唐山，创办了开平矿务局，主要负责开采煤炭，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大型煤矿企业。开平矿务局的创办，打破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煤炭业的垄断，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能源支持；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电报总局，主要负责经营中国的电报业务，修建电报线路，打破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电报业的垄断，加强了中国各地之间的联系，促进了中国近代通讯业的发展；光绪八年（188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主要负责生产棉布等纺织品，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打破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纺织业的垄断，促进了中国近代轻工业的发展。
除了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外，李鸿章还十分重视近代海军的建设。他深知，西方列强主要从海上入侵中国，若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就无法抵御列强的入侵，无法维护国家的海疆安全。因此，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李鸿章着手组建北洋水师，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从国外购买先进的军舰、大炮等武器装备，同时创办了北洋水师学堂，培养近代海军人才，加强海军士兵的训练，提升北洋水师的战斗力。
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组建完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余人，是当时亚洲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海军舰队，被誉为“亚洲第一水师”。北洋水师的组建，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的正式诞生，也让清王朝的海疆防御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维护了国家的海疆安全。李鸿章也因组建北洋水师，名声大噪，成为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
此外，李鸿章还十分重视近代教育与人才培养。他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技术的落后，更在于人才的匮乏。因此，他积极倡导创办近代新式学堂，培养近代人才，同时派遣留学生，前往西方各国，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文化，为中国近代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重要的人才。在李鸿章的推动下，清政府创办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上海广方言馆等一批近代新式学堂，培养了大量的军事、外交、技术等方面的人才；同时，李鸿章还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前往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文化，这些留学生，后来成为了中国近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为中国近代的军事、外交、工业等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清王朝的腐朽与落后，也没有实现国家的富强。由于洋务运动始终坚持“中体西用”的原则，没有触及清王朝的封建制度与阶级矛盾，加上封建官僚的腐败与保守，洋务企业经营不善、效率低下，大量的钱财被浪费，部分洋务企业甚至被外国列强控制，成为了列强掠夺中国财富的工具。此外，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财政匮乏，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也严重阻碍了洋务运动的发展。最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标志着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四、外交困局：忍辱负重与千古骂名
李鸿章一生，除了推行洋务、组建军队、平定内乱外，另一个重要的职责，便是主持晚清的外交工作。由于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国力衰弱，西方列强纷纷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与瓜分，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掠夺中国的领土与利益。而李鸿章，作为晚清的权臣，执掌外交大权，被迫周旋于列强之间，主持外交谈判，签下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背负了千古骂名，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外交人物。
李鸿章主持晚清外交工作期间，始终面临着“弱国无外交”的困境。他深知，清王朝的国力衰弱，无法与西方列强抗衡，若强行与列强对抗，只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灾难与屈辱。因此，他采取了“妥协退让、委曲求全”的外交策略，试图在列强之间寻找平衡，为清王朝争取一线生机，减少国家的损失。然而，这种妥协退让的外交策略，并没有换来列强的同情与让步，反而让列强更加贪婪，不断加大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而李鸿章，也因此成为了列强与清廷之间的“替罪羊”，背负了千古骂名。
李鸿章主持的第一次重要外交谈判，便是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的谈判。此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逐渐强大，开始觊觎中国的领土与利益，试图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打开中国的市场。李鸿章深知日本的野心，也深知清王朝的国力衰弱，因此，在谈判过程中，他据理力争，拒绝了日本提出的一系列不平等要求，最终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与日本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虽然这个条约，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日本的野心，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够与日本签订平等条约，已经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也彰显了李鸿章的外交才能。
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清王朝的国力越来越衰弱，李鸿章的外交处境，也越来越艰难。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李鸿章奉命与法国谈判，签订了《中法新约》。在谈判过程中，法国提出了一系列不平等要求，要求清政府割让领土、赔偿军费、开放市场等。李鸿章深知，若拒绝法国的要求，法国必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灾难。因此，他被迫妥协退让，接受了法国的部分不平等要求，签订了《中法新约》。这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西南边疆的门户，被彻底打开，法国成功控制了越南，进一步扩大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李鸿章也因此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指责与谩骂。
李鸿章一生中，最受争议、最背负骂名的，便是1895年的《马关条约》的谈判与签订。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北洋水师的指挥不当，以及李鸿章的妥协退让，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军节节败退，清政府被迫向日本求和，派遣李鸿章，前往日本，主持谈判。此时的李鸿章，已经七十二岁高龄，身体早已大不如前，但他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此，他毅然接受任命，前往日本，主持谈判。
在日本的谈判过程中，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提出了一系列极其苛刻的不平等要求，要求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开采矿产等。这些要求，简直是丧权辱国，若接受这些要求，中国的领土完整与国家主权，将受到严重的破坏，中国将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李鸿章深知这些要求的苛刻，也深知接受这些要求，将给自己带来千古骂名，但他也深知，清王朝的国力衰弱，无法与日本抗衡，若拒绝这些要求，日本必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攻占北京，灭亡清王朝。因此，李鸿章在谈判过程中，据理力争，苦苦哀求，试图说服伊藤博文，减少赔偿金额、放弃割让领土的要求。在谈判期间，李鸿章还遭到了日本极端分子的刺杀，身受重伤，险些丧命。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谈判，而是在伤势未愈的情况下，继续与伊藤博文谈判，最终，被迫接受了日本的所有不平等要求，签订了《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签订，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一，它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也标志着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条约签订后，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全国百姓，纷纷指责李鸿章，骂他是“卖国贼”，要求清政府严惩李鸿章。李鸿章也因此，背负了千古骂名，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很少有人知道，李鸿章在谈判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与屈辱，他曾在谈判桌上，痛哭流涕，苦苦哀求伊藤博文，减少赔偿金额，他也曾在签订条约后，发誓“终身不履日地”，彰显了他内心的痛苦与无奈。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的威望一落千丈，被清政府解除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调任为两广总督，逐渐淡出了晚清的核心权力层。然而，命运似乎并没有放过这位老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仓皇西逃，清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此时的清政府，再也没有能够主持大局的人，于是，慈禧太后再次想到了李鸿章，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与八国联军的谈判，签订议和条约。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七十八岁高龄，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但他深知，国家危亡之际，自己不能退缩，因此，他毅然接受任命，从广州前往北京，主持谈判。此时的北京，已经被八国联军占领，到处都是战火与废墟，百姓们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李鸿章抵达北京后，拖着病体，周旋于八国联军之间，与列强的代表，展开了艰难的谈判。列强提出了一系列极其苛刻的不平等要求，要求清政府赔偿军费白银四亿五千万两，惩办义和团运动中的爱国官员与百姓，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允许列强在中国驻军等。
李鸿章深知这些要求的苛刻，也深知接受这些要求，将给中国带来沉重的负担，将让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他也深知，清王朝的国力衰弱，无法与八国联军抗衡，若拒绝这些要求，八国联军必将继续进攻，届时，清王朝将彻底覆灭，百姓将遭受更大的苦难。因此，李鸿章再次被迫妥协退让，忍辱负重，与列强的代表，展开了日复一日的艰难谈判。他拖着病体，每天周旋于各个列强使馆之间，据理力争，苦苦哀求，试图说服列强，减少赔偿金额、放弃部分苛刻要求，尽可能地减少国家的损失。
谈判期间，李鸿章的病情日益加重，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常常卧床不起，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只要身体稍有好转，便立即投入到谈判之中。他深知，自己是清王朝最后的希望，一旦谈判破裂，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争取一丝转机，他不惜放下自己的尊严，与列强的代表反复周旋，甚至不惜以自己的性命，换取列强的让步。在谈判过程中，李鸿章多次与列强的代表激烈争执，为了维护国家的一丝主权，他耗尽了自己最后的心力。
经过数月的艰难谈判，李鸿章最终与八国联军的代表，签订了《辛丑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清政府赔偿八国联军军费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万两，这笔巨额赔款，被称为“庚子赔款”，给中国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清政府惩办了义和团运动中的爱国官员与百姓，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开放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列强在中国驻军，控制北京的防务，中国的国家主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标志着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
《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的病情急剧恶化，他深知，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也深知，自己将背负更多的千古骂名。他躺在贤良寺的病榻上，回顾自己的一生，从合肥书生到晚清权臣，从洋务先驱到外交弃子，他一生努力，试图挽救清王朝的危亡，试图实现国家的富强，却终究未能如愿，反而签下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了世人眼中的“卖国贼”。他内心的痛苦与无奈，无人能懂，唯有一声叹息，道尽了乱世权臣的悲凉。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在贤良寺内，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九岁。临终前，他留下了一首绝命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首诗，道尽了他一生的忠诚与坚守、痛苦与无奈，也彰显了他作为一名封建权臣，最后的家国情怀。
五、功过千秋：是非功过与历史评说
李鸿章的一生，是极其复杂的一生，是荣耀与屈辱并存、功绩与过错交织的一生。他是晚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是洋务运动的主导者，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也是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卖国贼”，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评价李鸿章，不能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来定义，也不能片面地肯定或否定他的一生，而应该放在晚清乱世的历史背景下，客观、公正地看待他的功与过、是与非。
李鸿章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是值得肯定的。他临危受命，组建淮军，平定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稳定了内地的局势，避免了中国陷入更大的分裂与战乱之中，拯救清王朝于危亡之际；他主导洋务运动，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师夷长技以求富”的口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等一系列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打破了外国列强对中国工业、航运业、煤炭业等领域的垄断，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他组建北洋水师，创办近代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近代军事、外交、技术等方面的人才，为中国近代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主持外交谈判期间，在“弱国无外交”的困境中，也曾据理力争，试图为清王朝争取一线生机，减少国家的损失，如1871年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便是中国近代史上与日本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然而，李鸿章的过错，也是不可饶恕的，是值得批判的。他作为封建权臣，始终坚守封建制度与封建礼教，极力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镇压义和团运动，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推行的洋务运动，始终坚持“中体西用”的原则，没有触及清王朝的封建制度与阶级矛盾，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最终以失败告终；他主持外交工作期间，采取“妥协退让、委曲求全”的外交策略，签下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让国家领土、赔偿巨额军费、出卖国家主权，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给中国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与巨大的灾难；他晚年权力膨胀，任人唯亲，纵容手下官员贪污腐败，导致洋务企业经营不善、效率低下，大量的钱财被浪费，进一步加剧了清王朝的腐朽与衰败。
李鸿章的一生，是晚清王朝的缩影。他生逢乱世，身处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有救国图存之志，却受制于时代与阶级的桎梏；有经天纬地之才，却生不逢时，无法施展自己的全部抱负。他试图以一己之力，支撑起风雨飘摇的晚清危局，却终究未能挽救王朝的沉沦，反而成为了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替罪羊”，背负了千古骂名。他的一生，充满了挣扎与坚守、辉煌与屈辱、理想与无奈，他既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也是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见证者与承担者。
历史是公正的，也是客观的。李鸿章的功过是非，早已超越了他个人的荣辱得失，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深刻的印记。他的功绩，我们不能忘记，他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努力，他为维护国家稳定所做的贡献，值得我们肯定与铭记；他的过错，我们也不能忽视，他签订辱国条约、出卖国家主权的行为，他维护腐朽统治、镇压人民起义的做法，值得我们批判与反思。
如今，百年光阴已逝，晚清王朝早已覆灭，中国也早已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命运，走上了富强民主的道路。回望李鸿章的一生，我们或许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强大，离不开先进的制度、坚定的信念与团结的人民；一个民族的觉醒，离不开屈辱的磨砺、深刻的反思与不懈的奋斗。李鸿章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启示与思考，他的功过是非，留待后世千秋评说，而他所处的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以及他在乱世中所展现出的挣扎与坚守，也将永远被铭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