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罗瑞卿牙疼，在西安一家牙医诊所里就医，他突然问牙医：“孙思邈是哪朝人？”牙医说：“秦朝的！”罗瑞卿听完一愣。


罗瑞卿的牙已经疼了三晚，左边腮帮子肿得老高，连喝口凉水都龇牙咧嘴。


当时红军大学的事多，他本想着忍忍就过去了，可那天早上开会，话说到一半，嘴角猛地一抽，额头上青筋都跳了起来。旁边的人看不过去，劝他到城里找家诊所瞧瞧。


西安这地方，那年头龙蛇混杂，东北军、西北军、南京来的人，还有各类身份说不清的，都在街上晃荡。


罗瑞卿换了身灰布长衫，帽檐压得很低，顺着钟楼附近的小路找了一家挂着“西洋牙科”招牌的诊所。


门面不大，玻璃门上贴着红十字，屋里亮着昏黄的灯泡，在冬日的下午显得格外显眼。


推门进去，一股消毒水混着薄荷的气味扑面而来，柜台后面站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年纪四十上下，戴着副金丝眼镜，见有人进来，嘴角往上抬了抬，算是笑过。


罗瑞卿捂着左脸，含混地说自己牙疼得厉害，让对方给看看。


那牙医让他坐在靠窗的皮椅子上，头顶那盏灯拉下来，白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罗瑞卿仰着脸，听见对方用镊子敲了敲他的牙齿，问了句“这里疼吗”，他哼了一声。


牙医的手在他嘴里捣鼓了几下，动作倒是利索，只是手指上的茧子分布不太对劲，更像是常年摸枪或者干粗活留下的，而不是拿惯手术刀的样子。


罗瑞卿眼角的余光一直在打量这间屋子。墙上的证书看起来崭新，边框的金色漆还没褪尽，药柜里的瓶瓶罐罐码放得过于整齐，标签朝外，像是为了给谁看似的。


检查完了，牙医直起身，用镊子指了指其中一颗后槽牙，说坏透了，得拔，今天就拔。


罗瑞卿坐起身，拿袖口擦了擦嘴角，没接话，转而像是想起了什么，随口问道：“大夫，拔牙疼不疼？我听说古时候也有拔牙的，那个孙思邈，他会不会治牙？”


这话问得像是闲聊，语气里带着点请教的意思。


牙医正低头往托盘里摆放器具，头也没抬，接了一句：“孙思邈？知道，秦朝的那位神医嘛，古书里写过，手段了得。”


罗瑞卿接过对方递来的水杯，漱了漱口，喉结动了一下，他脸上没什么变化，只是把手伸进怀里摸烟，摸出来又塞了回去，说：“秦朝的，那可比秦始皇还早，了不得。”


他站起身，拍了拍长衫上的灰，“今天不凑巧，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急事，改天再来拔。”说完摸出两块大洋放在柜台上，转身出了门。


那牙医追到门口喊了一句“牙疼不能拖”，罗瑞卿摆摆手，拐进了巷子里。


他没有直接回去，而是绕到城根底下，在一个茶摊坐了半天，他坐在最角落的位置，要了碗茯茶，茶汤颜色很深，碗沿有个缺口。


他端着碗，并不急着喝，目光从碗沿上方扫过去，盯着诊所门口，那个穿白大褂的男人探出头，左右看了看，又缩了回去。


过了大约一支烟的工夫，一个穿灰呢大衣、戴礼帽的人匆匆进了诊所，门上的玻璃晃了晃。


罗瑞卿把茶钱压在碗底下，起身走了，他没有回头，脚步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走到巷口，他回头望了一眼那扇玻璃门，连着拐了两个弯，确认身后没人跟来，才寻到住处。


当天晚上，他就把白天看到的情形一五一十说了。


后来一查，那诊所果然有问题，那个“牙医”根本不懂医，连孙思邈是唐朝人都不知道，多半是某些方面派来的眼线，专门在街头巷尾搜集情报的。


那地方窗明几净，可墙上挂的洋文证书，罗瑞卿一个字也认不全，对方也不问他从哪来，上来就急着拔牙，心太急了。


这件事传到后来，有人问他，你怎么当时就知道不对劲。


罗瑞卿正在灯下看书，听了这话把书一放，说：“孙思邈要是听见自己成了秦朝人，估计得从坟里坐起来。


一个开诊所的，连药王是哪朝人都说不准，要么是书念得少，要么身份就是假的。再说了，那双手上的茧子，哪像是拿镊子的。”


周围的人听完，也就明白了，那时候在西安，表面上风平浪静，背地里多少双眼睛在盯着。


罗瑞卿那天要是真躺下让那人拔了牙，麻药一打，后面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清。


据说后来那家诊所没过多久就关了门，具体什么时候搬走的，没人说得清。


罗瑞卿的牙最后是在北城墙根一家老药铺里治的，掌柜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穿件旧棉袄，手里一把黄铜钳子，拔完牙还给他抓了副消炎的草药，嘱咐他早晚含着姜片。


临走时，罗瑞卿问那老头：“您知道孙思邈吗？”老头眼一瞪，胡子翘了起来：“唐朝人，药王嘛，这谁不知道。”罗瑞卿听完笑了，疼了几天的腮帮子终于松快了些。


那副草药苦得很，他喝的时候却挺痛快。


再后来，他跟人提起这次西安看牙的经历，总是先说那杯漱口水的凉，再说煤炉子的暖，最后说一句：“学问这东西，装是装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