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四日，北京白米斜街寓所内，暮色沉沉，一位老者在弥留之际，仍牵挂着晚清的革新大业与国家兴亡，口中喃喃念叨着“劝学、兴业、图强”，片刻后，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三岁。这位一生秉持“中体西用”理念，以“劝学、兴实业、练新军、办洋务”为己任的晚清重臣，终其一生，在乱世中坚守初心，在革新中寻求突围。他出身贵州官宦世家，寒窗苦读跻身仕途，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一等伯爵；他直言敢谏、体恤民情，历任多地巡抚、总督，整顿吏治、兴修水利、安抚百姓，稳定地方局势；他主导洋务运动，秉持“中体西用”核心，创办近代工业、新式学堂，组建新式军队，力图以革新之力挽救王朝颓势；他坚守儒家礼教与封建制度，却又勇于突破传统桎梏，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在保守与革新之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救国之路。从贵州书生到晚清重臣，从洋务健将到教育先驱，张之洞用七十三载岁月，书写了一段交织着坚守与革新、理想与实干、荣耀与遗憾的历史篇章。解读张之洞，便是解读晚清革新的艰难历程，解读一位封建士大夫在时代变局中的坚守与变通，解读一个民族在沉沦中寻求希望的不懈努力——他不如曾国藩沉稳、左宗棠刚正、李鸿章权倾朝野，却以“实干兴邦”的信念，在教育、实业、军事等领域留下了不朽功绩，成为晚清中兴名臣中，独具特色的一位，功过是非，皆藏于时代的褶皱之中，留待后世品读与评说。

《清史稿·张之洞传》评价其：“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其初为清流派，后来为洋务派，守‘中体西用’之旨，论者谓其能顾全大局，为晚清革新之巨擘。然其坚守封建礼教，反对变法维新，又不免有时代之局限。”这段记载，精准勾勒出张之洞一生的核心轨迹与历史定位——他有实干兴邦之志，有经世致用之才，一生勤勉务实，致力于晚清的革新与发展；他坚守封建根基，反对彻底变革，无法突破时代与阶级的桎梏，终究未能挽救清王朝的沉沦。张之洞的一生，是封建士大夫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一生，也是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革新之间艰难抉择的一生。他有功于清王朝，整顿吏治、兴学办厂、练军强武，推动了晚清的近代化进程，延缓了王朝的覆灭；也有其局限性，固守封建制度、反对维新变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他的一生，没有曾国藩的传奇、左宗棠的悲壮、李鸿章的屈辱，却以“中体西用”的理念，在晚清的革新浪潮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一、贵筑书香：寒窗苦读与跻身仕途

道光十七年（1837年），张之洞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一个官宦世家。张氏家族世代书香，重视教育，张之洞的祖父张怡熊，曾任浙江山阴知县，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深受百姓敬重；父亲张瑛，曾任贵州兴义知府，学识渊博、体恤民情，在任期间，兴修水利、创办书院、安抚百姓，政绩卓著，深受同僚与乡邻的爱戴。张瑛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对张之洞兄弟的教育极为严格，不仅亲自传授他们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更注重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与实干精神，常常带他们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教导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张之洞自幼聪慧过人，天赋异禀，且勤奋好学，远超同辈子弟。他四岁启蒙，六岁入家塾读书，师从当地名师，八岁便能熟读《论语》《孟子》，十岁便能下笔成文，十二岁考中秀才，十四岁便写下“通经致用为士先，修身立德为学本”的诗句，彰显出少年意气与远大抱负。张瑛见儿子才华出众，对其寄予厚望，常常带他拜访名师大儒，开阔眼界、提升学识，先后请多位学识渊博的先生，教导张之洞经史、天文、地理、兵法、农桑等各类知识，为他日后的治学与为官，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咸丰二年（1852年），十五岁的张之洞，参加顺天府乡试，一举考中举人，位列第一名（解元），成为了当时京城的青年才俊，张氏家族上下欢欣鼓舞，朝野上下也对这位少年寄予了极高的期望。考中举人后，张之洞并没有骄傲自满，而是更加勤奋苦读，前往北京，准备参加会试，开启自己的仕途之路。然而，命运却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给予了一定的考验。咸丰三年（1853年），张之洞第一次参加会试，因父亲张瑛奉命督办贵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张之洞主动放弃会试，返乡协助父亲，侍奉家人；咸丰六年（1856年），张之洞第二次参加会试，再次失利；咸丰九年（1859年），张之洞第三次参加会试，依旧未能金榜题名。

连续两次的会试失利，并没有打击张之洞的信心，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他利用等待会试的时间，潜心钻研经世致用之学，广泛涉猎各类书籍，尤其注重研究西方列强的情况与国内的民生疾苦，同时密切关注着国家的局势。此时的清王朝，内有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风起云涌，外有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张之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暗中积蓄力量，等待着再次参加会试、跻身仕途、报效国家的时机。

同治二年（1863年），张之洞第四次参加会试，终于金榜题名，考中进士，位列二甲第三名，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从此跻身仕途，踏入了晚清的政治舞台。这一年，张之洞二十七岁，从贵州官宦子弟，到京城翰林院庶吉士，他凭借自己的才华与勤奋，实现了人生的重大跨越，也开启了自己“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征程。进入翰林院后，张之洞并没有骄傲自满，而是更加勤奋努力，潜心钻研学问，同时积极参与官场事务，虚心向前辈请教，逐渐展现出自己的政治才能与实干精神。

在翰林院任职期间，张之洞凭借自己的才华与正直的品性，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与提拔，先后担任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读、内阁学士等职，仕途一路顺遂。张之洞为人正直、直言敢谏，从不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在任期间，多次向清政府上书，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弹劾贪腐官员，提出整顿吏治、安抚百姓、加强国防等一系列主张，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也赢得了同僚们的敬重。此时的张之洞，与张佩纶、黄体芳等人，并称“清流派”，以直言敢谏、体恤民情、坚守道义闻名于京城官场，成为了清流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之洞因弹劾贪腐官员，遭到权贵的排挤，被调任为四川学政。四川学政，主要负责四川地区的教育与科举事务，看似是闲职，张之洞却十分重视，上任后，立即整顿四川的教育风气，严惩贪腐的学官与作弊的考生，选拔正直、有才干、勤奋好学的学子，同时创办书院、聘请名师，推动四川地区的教育发展。在四川学政任上，张之洞历时三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极大地改善了四川的教育风气，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得到了四川百姓与学子的广泛爱戴，也得到了清政府的进一步赏识与重用。

光绪二年（1876年），张之洞离任四川学政，返回北京，随后被任命为山西巡抚，正式跻身封疆大吏的行列。这是张之洞第一次担任地方行政长官，也是他施展自己实干才能、实现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理想的开始。此时的山西，局势混乱，百姓生活困苦，官场腐败不堪，鸦片泛滥，加上连年旱灾，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张之洞上任后，立即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制定了一系列整顿山西的措施，开启了自己的封疆大吏之路。

二、封疆理政：实干兴邦与稳定地方

张之洞担任山西巡抚期间，始终秉持“实干兴邦”的理念，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全力整顿山西的政务、民生与风气，试图改变山西的落后局面。他首先整顿吏治，严惩贪腐官员与欺压百姓的劣绅，选拔正直、有才干、务实尽责的官员，充实到各级政府机构中，改善山西的吏治；其次，他严厉禁止鸦片，颁布禁烟令，严惩鸦片贩子与吸食鸦片的百姓，同时设立戒烟局，帮助吸食鸦片的百姓戒烟，逐步根除了山西的鸦片泛滥问题；再次，他兴修水利、安抚百姓，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疏浚河道、修筑堤坝，治理水患，同时减免百姓的赋税负担，发放粮食，安抚流离失所的百姓，帮助百姓恢复农业生产；最后，他创办书院、培养人才，在山西创办令德堂书院，聘请名师，培养山西的人才，推动山西地区的教育发展。

在张之洞的悉心治理下，山西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官场风气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鸦片泛滥的问题得到了根除，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与发展，教育风气也日益浓厚。张之洞也凭借着在山西的政绩，名声大噪，得到了清政府的高度赏识与重用，成为了晚清政坛上，极具实干精神的封疆大吏之一。

光绪七年（1881年），张之洞被调任为两广总督，全面负责广东、广西地区的政务、军事与外交工作。此时的两广地区，局势复杂，内有百姓起义风起云涌，外有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尤其是广东，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商业繁荣，却也成为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鸦片走私、列强横行，百姓生活困苦。张之洞上任后，立即调整策略，兼顾内政与外交，一边整顿地方局势，一边抵御列强的入侵，全力维护两广地区的稳定与国家的主权。

在整顿地方局势方面，张之洞继续秉持“实干兴邦”的理念，整顿吏治、严惩贪腐，安抚百姓、兴修水利，创办书院、培养人才，同时严厉镇压百姓起义，稳定两广地区的局势。他在广东创办广雅书院，聘请名师，培养广东的人才，推动广东地区的教育发展；他兴修水利，治理珠江水患，帮助百姓恢复农业生产；他减免百姓的赋税负担，安抚流离失所的百姓，得到了两广百姓的广泛爱戴。

在抵御列强入侵方面，张之洞深知西方列强的强大，也深知清王朝的国力衰弱，因此，他采取了“自强御侮”的策略，一方面，加强两广地区的边防建设，整顿军队，加强士兵的训练，提升士兵的战斗力，同时从国外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打造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抵御列强的海上入侵；另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列强的侵略行径，据理力争，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利益。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舰队入侵广东沿海，张之洞临危不乱，冷静分析局势，组织清军奋勇抵抗，同时积极筹集粮草、打造武器，支援前线作战，成功击退了法国舰队的入侵，保卫了广东沿海的安全，为清军赢得中法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法战争结束后，张之洞因功被晋升为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全面负责湖北、湖南地区的政务、军事与洋务工作。湖广地区，地处长江中游，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是中国近代化发展的重要地区。张之洞上任后，立即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湖广地区的建设与洋务运动之中，他秉持“中体西用”的理念，一边坚守封建制度与儒家礼教，一边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创办近代工业、新式学堂，组建新式军队，将湖广地区打造成了晚清洋务运动的核心基地，也让湖广地区成为了中国近代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在湖广总督任上，张之洞的实干才能得到了充分的施展，他整顿吏治、兴修水利、安抚百姓，稳定了湖广地区的局势；他创办近代工业、新式学堂，推动了湖广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他组建新式军队，加强了湖广地区的边防建设，抵御了列强的入侵。张之洞在湖广地区任职长达十九年，这十九年，是他一生之中，政绩最为卓著的十九年，也是湖广地区近代化发展最快的十九年，他也因此，成为了晚清政坛上，最具影响力的重臣之一，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此外，张之洞还十分重视地方文化建设，他在湖广地区，修缮书院、创办图书馆、整理古籍，推动地方文化的发展；他重视民族工业的发展，鼓励民间创办工厂、开采矿产，促进了湖广地区的经济发展；他重视交通建设，修建铁路、改善航运，加强了湖广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联系，推动了中国近代交通业的发展。张之洞的实干精神，不仅影响了湖广地区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晚清的革新进程，他也因此，被后世称为“晚清实干第一人”。

三、中体西用：洋务健将与近代先驱

张之洞是晚清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中体西用”理念的集大成者与坚定践行者。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相比，张之洞的洋务思想，更加系统、更加全面，他提出的“中体西用”理念，不仅成为了晚清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也对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之洞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与儒家礼教，是国家的根本，不能动摇，这是“中体”；而西方的先进技术与工业，是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应该积极学习，这是“西用”。他主张，将西方的先进技术，与中国的封建制度相结合，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挽救清王朝的危亡，实现国家的富强。

张之洞主导的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核心，涵盖了工业、教育、军事、交通等各个领域，他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工业、新式学堂，组建了新式军队，修建了铁路，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成为了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之一。与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相比，张之洞的洋务运动，更加注重教育与人才培养，更加注重民族工业的发展，更加注重“中体”与“西用”的结合，他的洋务思想，也更加符合晚清的国情，对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工业方面，张之洞创办了一系列重要的近代工业企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织布局、汉阳兵工厂等。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在湖北汉阳，创办了汉阳铁厂，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也是当时亚洲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钢铁企业，主要负责开采铁矿、冶炼钢铁、制造钢材等，打破了外国列强对中国钢铁业的垄断，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支持。张之洞十分重视汉阳铁厂的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聘请了一批国外的技术专家，同时积极招募有学识、有技术的中国人才，致力于研究与冶炼钢铁技术。在张之洞的悉心经营下，汉阳铁厂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先后冶炼出了优质的钢材，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也为中国近代钢铁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绪十八年（1892年），张之洞在湖北汉阳，创办了湖北枪炮厂，后改名为汉阳兵工厂，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军事工业企业之一，主要负责制造枪炮、弹药、军舰等军事装备，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核心基地。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汉阳造”步枪，性能优良、坚固耐用，成为了晚清军队与民国时期军队的主要武器装备，服役长达半个多世纪，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成为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象征。在张之洞的悉心经营下，湖北枪炮厂逐渐发展壮大，先后制造出了一批先进的枪炮、弹药与军舰，为中国近代军队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武器支持，也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军事工业与钢铁工业外，张之洞还十分重视民用工业的发展，创办了一系列近代民用工业企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湖北织布局、湖北纺纱局、湖北缫丝局、湖北制麻局等。这些民用工业企业，主要负责生产棉布、棉纱、丝绸、麻布等纺织品，打破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纺织业的垄断，促进了中国近代轻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为清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为军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在张之洞的悉心经营下，这些民用工业企业逐渐发展壮大，不仅占据了中国纺织业的半壁江山，还在海外市场占据了一定的份额，为中国近代民用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教育方面，张之洞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之一，他十分重视教育与人才培养，认为“国之强弱，在于人才；人才之盛衰，在于教育”。因此，他秉持“中体西用”的理念，创办了一系列近代新式学堂，涵盖了军事、工业、农业、商业、师范、外语等各个领域，培养了一批近代人才，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张之洞创办的新式学堂，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湖北工艺学堂（今武汉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前身）、广雅书院、令德堂书院等。

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在湖北武汉，创办了自强学堂，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式高等学堂，主要培养外语、外交、军事、技术等方面的人才，开设了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等外语课程，以及算术、几何、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课程，打破了传统书院只教授经史子集的局限，开启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新局面。自强学堂的创办，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正式诞生，也为中国近代培养了一批重要的外语、外交、技术等方面的人才，著名的学者、外交家辜鸿铭，便是自强学堂的毕业生。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在湖北武汉，创办了湖北农务学堂，主要培养农业方面的人才，开设了农学、园艺、畜牧、兽医等课程，传授西方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知识，推动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同年，他还创办了湖北工艺学堂，主要培养工业方面的人才，开设了机械、采矿、冶金、纺织等课程，传授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与知识，推动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此外，张之洞还积极推动科举制度的改革，主张废除八股取士，增设自然科学、军事、外语等课程，选拔实用型人才，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军事方面，张之洞秉持“自强御侮”的理念，组建了新式军队，加强了国防建设。他在湖广地区，整顿军队，淘汰贪生怕死、年老体弱的士兵，选拔朴实、勇敢、勤劳的农民与青年，担任士兵，同时加强士兵的训练，传授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与作战方法，提升士兵的战斗力；他从国外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同时利用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枪炮、弹药，为军队配备先进的武器，打造了一支现代化的新式军队。此外，张之洞还创办了湖北武备学堂，主要培养军事方面的人才，开设了军事理论、战术、战略、武器使用等课程，为中国近代军队的建设，培养了一批重要的军事人才，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的发展。

在交通方面，张之洞十分重视铁路建设，认为“铁路为国家命脉，关乎国家的富强与安全”。因此，他积极推动铁路建设，主持修建了京汉铁路、粤汉铁路等重要铁路干线。京汉铁路，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连接北京与武汉，全长1214公里，在张之洞的主持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建成通车，京汉铁路的建成通车，加强了中国北方与南方的联系，促进了中国近代交通业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粤汉铁路，连接广州与武汉，全长1096公里，在张之洞的推动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工，虽然张之洞未能亲眼见证粤汉铁路的建成通车，但他为粤汉铁路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张之洞主导的洋务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清王朝的腐朽与落后，也没有实现国家的富强。由于洋务运动始终坚持“中体西用”的原则，没有触及清王朝的封建制度与阶级矛盾，加上封建官僚的腐败与保守，洋务企业经营不善、效率低下，大量的钱财被浪费，部分洋务企业甚至被外国列强控制，成为了列强掠夺中国财富的工具。此外，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财政匮乏，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也严重阻碍了洋务运动的发展。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清王朝覆灭，张之洞主导的洋务运动，也随之宣告结束。但不可否认的是，张之洞主导的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军事工业、民用工业与新式学堂，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人才，修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批铁路，传播了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文化，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四、坚守与局限：变法之争与历史遗憾

张之洞的一生，始终在保守与革新之间艰难抉择，他秉持“中体西用”的理念，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推动洋务运动的发展，试图实现国家的富强；但他又始终坚守封建制度与儒家礼教，反对彻底的变革，尤其是反对维新变法，成为了维新变法的反对者，这也成为了他一生之中，最大的历史局限与遗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主张废除封建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改革教育、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试图挽救清王朝的危亡，实现国家的富强。维新变法运动爆发后，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却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与斗争。

此时的张之洞，作为晚清的重臣，手握重兵，执掌湖广地区的军政大权，他的态度，对维新变法运动的成败，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张之洞却明确表示，反对维新变法运动，他认为，维新派主张废除封建制度、实行君主立宪，是“背弃儒家礼教、动摇国家根本”的行为，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若推行维新变法，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与分裂，危及清王朝的统治。因此，张之洞撰写了《劝学篇》，系统阐述了自己的“中体西用”理念，批判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主张坚守封建制度与儒家礼教，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

《劝学篇》分为“内篇”与“外篇”，内篇主要阐述“中体”，强调封建制度与儒家礼教的重要性，主张坚守“三纲五常”，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外篇主要阐述“西用”，强调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重要性，主张学习西方的工业、军事、教育、交通等方面的技术，实现国家的富强。《劝学篇》发表后，得到了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高度认可，也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被列为全国学子的必读之书，成为了晚清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但《劝学篇》也遭到了维新派的强烈批判，维新派认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理念，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只有废除封建制度、实行君主立宪，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

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张之洞不仅批判维新派的变法主张，还积极配合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镇压维新变法运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软禁光绪皇帝，镇压维新派，张之洞积极响应慈禧太后的号召，在湖广地区，严厉镇压维新派人士，查封维新派创办的报刊与学堂，禁止维新思想的传播，成为了镇压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力量之一。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张之洞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被任命为军机大臣，跻身晚清的核心权力层，全面负责晚清的洋务与革新工作。

张之洞反对维新变法运动，并非是他顽固不化、反对革新，而是源于他的阶级立场与时代局限。作为封建官僚，他的根本利益，与清王朝的统治紧密相连，他始终坚守封建制度与儒家礼教，认为封建制度是中国的根本，不能动摇；作为“中体西用”理念的践行者，他认为，只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就能实现国家的富强，不需要废除封建制度、实行君主立宪。他没有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技术的落后，更在于制度的落后，封建制度的腐朽与落后，才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只有废除封建制度、实行先进的政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这种时代与阶级的局限，让张之洞成为了维新变法的反对者，也让他的洋务运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最终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此外，张之洞的一生，还存在着其他的历史局限。他虽然积极推动洋务运动的发展，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工业与新式学堂，但他始终坚守封建制度与儒家礼教，无法突破时代的桎梏，缺乏先进的民主与科学思想，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他虽然严惩贪腐官员，但他自己也存在着任人唯亲的问题，他的手下，有不少贪污腐败的官员，导致部分洋务企业经营不善、效率低下，大量的钱财被浪费；他虽然致力于实现国家的富强，但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最终未能挽救清王朝的沉沦，也未能实现国家的富强。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先后去世，宣统皇帝即位，张之洞被任命为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继续负责晚清的洋务与革新工作。此时的张之洞，已经七十一岁高龄，身体早已大不如前，但他依旧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致力于晚清的革新与发展，试图挽救清王朝的危亡。他积极推动清末新政，改革教育、军事、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试图通过新政，实现国家的富强，稳定清王朝的统治。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腐朽不堪，清末新政，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清王朝的沉沦命运。张之洞深知，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自己一生的努力，或许终将付诸东流，但他依旧没有放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为晚清的革新与发展，耗尽自己最后的心力。

五、功过评说：实干铸丰碑 初心照千秋

张之洞的一生，是实干的一生，是革新的一生，是坚守的一生，也是充满遗憾的一生。他身处晚清乱世，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却以“实干兴邦”的信念，以“中体西用”的理念，在教育、工业、军事、交通等各个领域，留下了不朽的功绩；他坚守封建制度与儒家礼教，反对维新变法，无法突破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最终未能挽救清王朝的沉沦，留下了历史的遗憾。他不如曾国藩沉稳内敛，不如左宗棠刚正不屈，不如李鸿章权倾朝野，却以自己独特的实干精神与革新理念，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了“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中，独具特色的一位，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张之洞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是值得肯定与铭记的。他历任多地巡抚、总督，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整顿吏治、兴修水利、安抚百姓，稳定了地方局势，改善了百姓的生活，实现了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想；他主导洋务运动，秉持“中体西用”的理念，创办了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等一系列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打破了外国列强对中国工业的垄断，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他创办自强学堂等一系列近代新式学堂，改革科举制度，培养了一批近代人才，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成为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他组建新式军队，加强国防建设，抵御列强的入侵，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与安全；他主持修建京汉铁路等重要铁路干线，推动了中国近代交通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的繁荣。

张之洞的实干精神，更是值得后世永远学习与传承。他一生勤勉务实，从不空谈理想，始终以“实干”为准则，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工作；他一生心系国家与百姓，始终以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为己任，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百姓的幸福，耗尽了自己一生的心力；他一生勇于革新、敢于突破，在坚守封建根基的同时，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之路；他一生清正廉洁、勤俭节约，为官数十年，始终两袖清风、廉洁自律，从不贪赃枉法、结党营私，去世后，家无余财，堪称封建官僚的典范。

然而，张之洞的过错与局限，也是不可忽视的，是值得后世批判与反思的。他作为封建官僚，始终坚守封建制度与儒家礼教，极力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反对维新变法运动，镇压维新派人士，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成为了历史的保守者；他的“中体西用”理念，虽然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治标不治本，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留下了历史的遗憾；他任人唯亲，纵容手下官员贪污腐败，导致部分洋务企业经营不善、效率低下，浪费了大量的国家钱财，进一步加剧了清王朝的腐朽与衰败。

客观而言，张之洞是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既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也有无法弥补的过错；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深深的遗憾。他的功绩，在于他在乱世中，能够挺身而出，以实干之力，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为国家与百姓，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过错，在于他身处封建时代，无法突破阶级与时代的桎梏，坚守腐朽的封建制度，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评价张之洞，不能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来定义，也不能片面地肯定或否定他的一生，而应该放在晚清乱世的历史背景下，客观、公正、全面地看待他的功与过、是与非。

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四日，张之洞在京病逝，享年七十三岁。他去世后，清政府追赠他为太保，谥号“文襄”，派官员前往祭奠，表彰他的功绩。天下百姓，纷纷前往悼念，缅怀他的一生，尤其是湖广地区的百姓，更是悲痛万分，为他立碑塑像，纪念他为湖广地区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张之洞的一生，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在晚清黑暗的历史长河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他的实干精神与革新理念，跨越时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后世学习与传承。

如今，百年光阴已逝，晚清王朝早已覆灭，中国也早已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命运，走上了富强民主的现代化道路。回望张之洞的一生，我们或许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与发达的工业，更需要先进的制度与坚定的信念；一个民族的觉醒，不仅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成果，更需要突破时代的桎梏，勇于革新、敢于担当。张之洞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启示与思考，他的实干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的历史局限，值得我们反思。他的功过是非，早已被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任凭后世评说；但他的实干精神与家国情怀，却永远跨越时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