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香港，一个63岁的老太太在医院病床上咽下最后一口气。来替她办后事、拿死亡证明的，不是儿女，不是前夫，是个戴着口罩的普通医院护工。
可这老太太的前夫，是彼时个人资产高达12亿港币、武侠小说卖了3亿册的宗师金庸。
而她，是金庸的第二任妻子，朱玫。
学者李银河曾断言：“男人没本事赚不到钱，不抽烟不喝酒女人也照样嫌弃。”
论赚钱，论本事，金庸稳坐金字塔尖。但倒退回1956年，他手里只有一个勉强凑出十万块开张的《明报》，印刷机一响，满桌都是催款单。
那时候的朱玫才21岁，港大毕业，长得漂亮懂英文。为了保住金庸的报纸，她把压箱底的金银首饰全拍在了当铺的旧木柜台上。
香港的深夜里，江风泛着腥咸，她一手抱着嗷嗷待哺的孩子，一手拎着保温饭盒，坐着渡轮从九龙摇摇晃晃去港岛给金庸送饭，两人坐在油墨味刺鼻的报馆台阶上，就着夜色，一人一口分喝同一杯温热的黑咖啡。
这杯咖啡，她陪着喝了整整二十年。她生下四个孩子，硬生生把金庸从一个落魄穷书生，推上了亿万富豪的皮沙发。
可沙发坐稳了，《明报》不缺钱了，身边的人却换了。
一天，金庸在报馆楼下的餐厅喝完咖啡，多丢了10块钱小费在桌上。16岁的女服务员林乐怡追出门，把钞票塞回金庸手里：“你是文人，写稿赚钱不容易，这钱我不能要。”
就这么一个退钱的动作，金庸收下钱。没过多久，他在跑马地租下一套公寓，换了新锁，把女服务员接了进去。
朱玫撞破这件事后，没掉一滴眼泪。她直接拉出椅子，把一纸离婚条件拍在桌面上。
条件只有两条：第一，要一笔钱；第二，那个女服务员必须去医院扎断输卵管，一辈子不能生孩子。
她的理由很冷硬：她生了四个骨肉，绝不能让新进门的女人再生，抢走自己亲生孩子的家产和位置。
金庸拿起笔，签了字。
但防住了财产，没防住命。就在这一年，他们不到20岁的大儿子查传侠，远在美国念书。得知父母决裂，年轻人在大洋彼岸拨通电话苦苦相劝。挂断电话没多久，绝望的长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接到报丧消息那天，金庸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眼泪一滴滴砸在还没写完的报纸社评版面上。
离婚后的朱玫，彻底斩断了所有瓜葛。金庸想塞钱补偿，她原路退回；儿子要去探望，她闭门不见。她宁愿一个人在逼仄的房子里死扛，直到肺痨菌彻底掏空身体，孤独地死在白床单上。
多年后，满头白发的金庸对着新闻镜头，嘴里反复念叨的只有一句：“我对她不起。”
李银河说女人看重男人的本事，只说对了一半。
朱玫的后半生，结结实实地撞出了另一半真相：你爱上的男人终于有了只手遮天的本事，却转身把你一个人丢在了当年那条漏风的破渡船上。
男人真正的本事，到底是能在红地毯上爬得多高，还是在聚光灯亮起时，依然愿意紧紧攥住那双陪他蹚过泥水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