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天，北京。

军委扩大会议的会场里，一千多双眼睛盯着一个人。粟裕坐在那里，低着头。他刚刚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罪名一条接一条，“一贯反领导”“向党要权”“告洋状”。
最让他没想到的，是那个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人。

陈毅。他在大会上直言批评粟裕“阴得很”，说粟裕一贯反领导，还曾经去苏联“告洋状”。
会议开完那天晚上，粟裕回到家里，一句话也没说。妻子楚青问他情况，他摇摇头，只说了句“累了”。其实他脑子里乱成一团，反反复复都是陈毅站起来发言的样子。他不相信陈毅真的那么想，可话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第二天，粟裕照常去上班。总参谋部里的气氛变了，很多人看他的眼神躲躲闪闪。只有几个老部下还过来打招呼，但也不敢多说。粟裕没问什么，该批文件批文件，该开会开会。他心里明白，这事还没完。
果然，一个星期后通知下来了，让他做检讨。粟裕写了三天，写了撕，撕了写。最后交上去的稿子很简短，只承认自己“有错误”，但没说具体错在哪里。上面不满意，打回来重写。第二遍，他加了几句“对领导尊重不够”“思想上有片面性”，才算通过。

检讨大会在同一个礼堂举行。粟裕念稿子的时候，台下很安静。念完了，主持人问谁有意见。陈毅站了起来。粟裕心里一紧，以为他又要批评。没想到陈毅说：“粟裕同志的检讨态度是诚恳的，我建议通过。”说完带头鼓掌。会场里响起零零散散的掌声，最后连成一片。
粟裕抬头看了陈毅一眼。陈毅没看他，正低头喝水。

事情虽然过去了，但粟裕的总参谋长职位没了。组织上找他谈话，说调他去军事科学院当副院长。粟裕说好，没多问一句。搬家那天，他只带了几箱书和几件衣服。楚青一边收拾一边掉眼泪，粟裕拍拍她的肩：“挺好的，清静。”
军事科学院确实清静。粟裕每天看书、写材料，偶尔给学员讲讲战例。他绝口不提1958年的事，有人问起，他就说“都过去了”。只有一次，院里一个年轻研究员写文章，把淮海战役的功劳全算在粟裕头上。粟裕看到后，把研究员叫来，当面用红笔把关于自己的内容全划掉，改成“华东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研究员不服气，说：“首长，事实就是这样。”粟裕说：“事实是几十万人打的仗，不是我一个人打的。”

时间一年年过去。粟裕偶尔在公开场合见到陈毅，两人点点头，握握手，没多话。有次国庆观礼，他们座位挨着。陈毅指着游行队伍说：“你看那些学生，比我们当年精神多了。”粟裕说：“是，时代不一样了。”那是他们几年里最长的一次对话。
1971年，陈毅生病住院。粟裕从别人那里听说，陈毅得的是肠癌。他让楚青准备点营养品，自己掏钱买了些水果，托人送到医院。东西送到了，他没去。不是不想去，是不知道去了说什么。后来陈毅病情加重，粟裕还是去了。病房里消毒水味道很重，陈毅躺在病床上，瘦得脱了形。粟裕在床边站了会儿，说：“老首长，好好养病。”陈毅眼睛睁开一条缝，看了他一眼，点点头。
陈毅去世后，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粟裕站在人群里，听悼词念到“陈毅同志一生光明磊落”，他眼圈红了。回去的路上，楚青说：“这么多年了，你还记着？”粟裕看着车窗外：“记着的好比记着的坏多。”
这话传到陈小鲁耳朵里时，他已经下乡回来了。他去粟裕家拜访，粟裕正在院子里浇花。两人聊了会儿，粟裕突然说：“你父亲是个好人。”陈小鲁不知道该怎么接话。粟裕又说：“1975年快到了吧？”陈小鲁愣了下，说：“是，首长时间记得真准。”粟裕笑笑：“你该结婚了。”
婚礼那天，陈小鲁和粟惠宁都穿着军便装。西瓜切开来的时候，粟裕拿起一块递给陈小鲁：“甜的。”陈小鲁接过来咬了一口，汁水流到手上。粟裕看着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苏北根据地，陈毅也是这样切了个西瓜，第一块递给他，说：“粟裕啊，打仗你行，吃西瓜你就不如我了。”
那天的婚宴很简单，半小时就结束了。客人们散去后，粟裕一个人在客厅坐了很久。楚青走过来问他想什么，粟裕说：“我在想，要是陈老总还在，看到今天这场面，会说什么。”楚青说：“他肯定会说，西瓜买小了，不够吃。”粟裕笑了，笑着笑着叹了口气。
后来有人问粟裕，为什么同意这门婚事。粟裕说：“孩子愿意就行。”再问，他就什么都不说了。
1984年粟裕去世前，有一次昏迷醒来，突然对楚青说：“帮我记件事。”楚青拿来纸笔，粟裕慢慢说：“1947年孟良崮，打完仗下大雨，我和陈老总在一个山洞里躲雨，他的衣服全湿了，我的还好些，我把外衣脱给他，他不肯要，后来还是我硬塞给他的。”楚青记完了，问：“还有什么要记的？”粟裕摇摇头：“就这个，别忘了。”
这句话后来出现在粟裕的回忆录里，夹在战役总结和战术分析的章节中间，很短，只有三行。编辑曾建议把这个细节放在更显眼的位置，楚青说：“不用，放在那儿就行。他这辈子，觉得重要的事都不爱往显眼的地方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