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常规节目突然中断，一段低沉的哀乐之后，播音员耿绍光与夏青以沉缓而克制的声音，向全中国以及全世界人民播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

短短数小时内，从纽约到东京，从巴黎到拉各斯，世界各国的通讯社、电视台、报社纷纷进入"紧急历史时刻"的报道模式。

在消息公布后的十天内，有123个国家的政府或首脑发来唁电或唁函，56个国家的政府和议会机构决定降半旗致哀，联合国总部及其在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的所有办事机构均下半旗。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继同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联合国在同一年内第二次为新中国领导人降半旗，创下了国际组织外交礼宾史上的罕见纪录。

如此规模的国际反响，对于一位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而言，看似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悖论：在意识形态对抗最激烈的冷战高峰期，为何东西方阵营的媒体都不约而同地给予了破格规格的关注？要理解这一现象，必须重返1976年9月的历史现场，透过那些泛黄的报纸版面与电视画面，回溯当时的世界格局与历史脉络。

1976年的世界，正处于一个旧秩序松动、新秩序尚未成型的过渡期。距离尼克松历史性的北京之行已过去四年，中美关系的坚冰虽被打破，但正式建交尚未完成；中苏分裂则从1960年的意识形态论战演变为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的军事对峙，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两国关系降至冰点；而在第三世界，1955年万隆会议所确立的"不结盟"精神仍在发酵，但新兴民族国家急需在美苏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

正是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下，毛主席领导的中国，早已不再是西方眼里那个遥远神秘、被当作猎奇对象的"东方古国"，而是一个有了自主力量、能在国际上说得起话的文明大国。

这种从"古国"到大国的身份转变，首先在西方主流媒体对毛主席逝世的报道中得到了印证。

在1976年9月9日这一天，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三大电视网罕见地中断了正常商业节目，进入特别新闻播报模式。电视屏幕上反复播放着1972年尼克松与毛主席历史性握手的那一幕，解说则这样讲道："这位农民的孙子改变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命运。"

《纽约时报》在次日以头版通栏大标题报道这一消息时，其社论直接而诚实："如果说今天世界很多会议都抱着尊敬的态度听取中国的声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毛征服中国大陆后所完成的变革的结果。"

《时代》周刊的反应更为惊人，其在9月20日出版的当期（提前于9月13日付印）中，破天荒使用了12个整版进行专题报道——要知道，该刊当时常规的国际新闻版面通常仅有3到4版。这是该刊自1949年以来第五次将毛主席置于封面。

这种破格说明，即便是美国也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无法绕过的常量。

在日本，由于时差关系，当北京时间下午4时的消息传来时，东京已是下午5时，各大报社的日报已经截稿。然而，《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等主流报纸毫不犹豫地决定紧急发行号外，这在战后日本新闻史上形成了罕见的"号外浪潮"，《读卖新闻》甚至使用了红色油墨印刷标题。

次日的正刊更是体现了极致的版面政治学：《朝日新闻》采用八栏横排的特大字号（相当于中文的初号字）通栏标题"毛主席逝去"，《读卖新闻》则连续三天每日用8个整版进行专题追踪。更值得注意的是话语选择：所有日本媒体在报道中一律使用敬称"毛主席"，而非直呼其名。

在1960年代的日本学生运动中，毛主席思想曾是日本左翼青年反建制的重要思想资源，而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社会更是对中国充满了敬意。因此，当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日本媒体的报道不仅是对一位领袖的悼念，更是对一种外交道路的确认。

在法国，其媒体的反应尤为热烈。法新社从巴黎时间上午10时10分起，连续播发了93篇相关报道，创下了该通讯社对单一外国领导人逝世报道数量的历史纪录。《世界报》用9个整版进行了专题报道，其中包括著名汉学家谢和耐的专文分析；左翼的《解放报》则使用了充满诗意的标题"东方红，太阳落"。

英国路透社在一小时内即从北京与香港发回4份详细报道，总编室随即向全球各办事处发出"以最高级别、最快速度发回有关反应"的内部通报——这种指令通常只用于世界大战或英国王室重大事件。

西德的《明镜》周刊则用20页（约占杂志三分之一篇幅）分析"后毛泽东时代"。

然而，当西方媒体以破格报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应却呈现出分裂的镜像，这种分裂根植于1960年代以来中苏关系恶化的深层历史脉络。因此，当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莫斯科，苏联官方媒体采用了冷处理的方式。

《消息报》在次日的报纸上，仅在倒数第二版的右下角用短短50个单词报道了这一消息，没有照片，没有生平介绍，更没有评价。这种冷漠，与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中国举国悲痛形成了残酷的历史对比。

苏联外交部虽然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发送了唁电，但由低级别官员递交，且未组织任何官方吊唁活动。

然而，在这种官方冷漠的背后，许多曾在1950年代援华的苏联专家却私下向中国使馆工作人员表达了哀悼，他们赠送鲜花，却因担心克格勃的监控而不敢公开露面。

在苏联的阴影下，东欧各国的反应也呈现出微妙的差异。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坚持独立路线，称毛主席的逝世是"整个进步人类的无法弥补的损失"，并派遣副外长级别的官员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这与苏联的步调形成了明显区隔。

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也通过《火花报》发表了相对正面的评价，体现了对华独立性的追求。

而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媒体则仅转载塔斯社的通稿，在国际新闻版用简短文字处理，反映出它们作为苏联卫星国的无奈。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鲜的反应。作为一个与中国有着生死之交的邻国，朝鲜政府宣布9月10日至18日为全国哀悼期，期间禁止一切娱乐活动，所有公共场所降半旗，电视台连续播放毛主席的革命纪录片。9月18日中国举行追悼会当天，朝鲜劳动党组织全国停止工作三分钟默哀，平壤市民在中国大使馆前的街道两侧肃立。

据统计，在哀悼期内，共有10,200名各界代表（包括人民军官兵、工农赤卫队员、学生）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收到群众自发寄来的唁信5,200余封。一些老年农民步行数十公里，仅为在大使馆门前鞠一躬。这种近乎极致的哀悼，不只是两国地缘政治的需要，更来自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志愿军伤亡几十万人所结下的血肉情谊。

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应同样展现了情感共鸣与政治认同的深层历史根源。

在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给出了极致的评价，称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的巨人，和他相比，历史本身也变得微不足道"。各地工作场所设立灵堂，公共场所播放毛主席讲话录音，著名画家马哈茂德·巴特用六小时紧急绘制了一幅6米高的毛主席肖像，供拉合尔和卡拉奇的游行队伍抬着穿过市中心。

在埃塞俄比亚，数万名市民在中国大使馆前集会，手持火把和镰刀锤子旗帜，久久不愿离去。坦桑尼亚的《每日新闻》用4个整版回忆坦赞铁路的援建历程，编辑在悼念文章中写道："我们许多人是通过中国奖学金接受教育的。"刚果总统恩古瓦比则称毛主席为"非洲解放运动的精神导师"。

1976年的媒体报道并非终点，而是持续历史评价的开端。当年《时代》周刊封面提出的问题："中国这艘巨轮将驶向何方"，在随后的数十年中不断被重写。而各国媒体在那几天报道中定下的那些评价标准，至今仍是理解毛主席在世界历史上到底有多重要的基本依据。

他们的报道共同构成了一个永恒的事实——在毛主席的时代，中国真正进入了世界历史的中心叙事，成为了具有主体性力量的文明体。这正是世界各国媒体的紧急报道留给后世的最重要遗产，也是超越冷战迷雾的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