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终身教授”季羡林曾语出惊人：“大多数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凑数的，为了一口吃的，不辞辛劳，夜以继日的劳作，无非就是换一个大点的碗吃饭，其实和飞禽走兽没啥区别。如果说贡献的话，也就是传宗接代，让世界多一些凑数的。” 这话从季羡林嘴里说出来，分量不一样。他是国学大师，通晓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一生著作等身，头上光环无数。一个站在学问金字塔尖的人，回头俯瞰茫茫人海，得出这么个冷冰冰的结论，听着确实让人心头发凉，甚至有点冒火。可我们要是只停留在被冒犯的情绪里，那就白白浪费了老先生这剂苦口“毒药”了。他到底想说什么？ 得先看看说这话的季羡林，自己是怎么活的。他1911年出生，经历过清朝覆灭、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见识过真正的苦难和生命的脆弱。他留学德国十年，二战时被困哥廷根，饱尝饥寒与思乡之苦。回国后，又在特殊年代里挨过批斗，扫过厕所。他这一辈子，绝对不是为了“换个大碗吃饭”。他的劳作，是皓首穷经，是在牛棚里还偷偷翻译《罗摩衍那》。他这是把自己排除在“大多数人”之外了吗？恐怕不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极度悲悯后的极端表达，是一种对生命意义近乎残酷的拷问。 他戳破了一层我们不愿直视的窗户纸：在宏大叙事和历史长河里，绝大多数个体生命的痕迹，轻如尘埃。你看那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工人，写字楼里熬夜加班的职员，菜市场里守着一摊菜的小贩，他们一生的辛劳，对于宇宙时空而言，似乎真的只是完成了“生存”和“繁衍”这两项最基本的生物使命。这种视角，冰冷，但无法完全驳斥。历史上多少亿人就这样来了又走，名字都没留下。季羡林只不过是把这层悲剧底色，用知识分子的直白语言给捅破了。 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季羡林站在学术和历史的巅峰，用的是“俯瞰”的视角。从这个视角看下去，人自然容易缩略成模糊的、功能性的黑点。可生命的意义，从来就不只在历史书里，更在每一个鲜活的“当下”和具体的“情境”之中。 那个清晨五点扫净街道的环卫工，他维护了一座城市的体面，让上早班的人有一份好心情。那个在课堂上解开学生一道难题的乡村教师，他点燃的可能是一个孩子一生的梦想。那个在疫情里自愿接送医护的快递小哥，他守护的是社区邻里的平安。那个精心照顾患阿尔茨海默症老伴的退休老人，他维系的是人类情感最后的尊严。这些贡献，无法用论文衡量，不会被史书记载，但它们确确实实地编织着社会的温情与韧性，推动着文明的齿轮向前转动了一毫米。这一毫米，就是普通人对抗“凑数”命运的方式。 季羡林的话，更像一记当头棒喝，提醒我们警惕一种“无意识的生存”。如果一个人真的只是埋头找食，机械重复，从不思考为何而活，从不尝试超越动物性的本能，那确实接近他描述的状态。但人与飞禽走兽最根本的区别，恰恰在于这份“自觉性”。我们知道生命有限，所以会去爱，去创造，去在有限中追求无限的意义。哪怕只是种好阳台上的花，给家人做一顿可口的饭，在岗位上尽职尽责，这些行为本身，就已经是对“凑数论”的沉默反抗。 季羡林自己，其实也用一生驳斥了自己的话。如果他真认为一切无意义，何必在八十高龄还坚持“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深”？他留下的文化遗产，滋养了无数后来者，这贡献远超“传宗接代”。他这句话，或许是他对学术界某些功利浮躁、对人生某些虚度光阴现象的愤激之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另一种表达。 所以，我们不必被大师的这句“牢骚”吓住，更不该拿来作为自我放弃的借口。真正的启示在于：我们固然是历史中的微尘，但可以努力成为照亮身边方寸之地的微光；我们或许逃不开劳作谋生的宿命，但可以让这劳作承载更多一点点的热爱、创造与对他人的善意。生命的价值，不在于被谁记载，而在于我们如何定义和填充属于自己的那段时光。承认自身的渺小，然后认真、庄严地过好这渺小的一生，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