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保护了20年藏羚羊，现在全国数量已超30万，为何仍然是保护动物？生活在高原附近的70岁的老人说：如今藏羚羊已经增长了15倍，为什么它还是“牢底坐穿兽”？ 2025 年 5 月 4 日清晨，青藏公路 3001 公里处，65 只雌性藏羚羊组成的队伍悄然穿过路面，向着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进发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这一幕被五道梁保护站的镜头记录下来，比 2024 年的迁徙时间提前了 3 天。 如今，这样的场景每年都会上演，而藏羚羊全国种群数量已稳定在 30 万只以上，可可西里核心区更是从不足 2 万只恢复到 7 万多只国家林草局。 但在这份复苏的成绩单背后，藏羚羊依然稳稳站在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行列，没有丝毫松动。 这个看似矛盾的现状，要从一场险些终结物种的血色过往说起。 上世纪初，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数量接近百万只，是这片高寒土地上的绝对主角。 然而从 80 年代开始，国际黑市对沙图什披肩的狂热需求，将利刃对准了这些高原精灵。 一条售价数万美元的披肩，需要 3 到 5 只藏羚羊的底绒，巨大的利益驱动让盗猎分子携枪驾车深入无人区，展开地毯式猎杀。 最惨烈的时期，每年数万只藏羚羊倒在枪口下，产羔季的母羊更是重点目标。 巡护员詹江龙至今记得，卓乃湖畔曾随处可见被剥皮的母羊尸骸，刚出生的幼崽跪在旁边哀鸣，最终冻饿而死国家林草局。 短短十几年，藏羚羊种群数量暴跌九成，全国仅剩不足 7 万只，西藏境内更是只有 3 万只左右，濒临功能性灭绝的边缘。 危机之下，中国的保护网络迅速织就，1988 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次年藏羚羊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国家林草局、 阿尔金山、羌塘、可可西里等自然保护区相继建立，索南达杰等巡护英雄用生命打响反盗猎之战。 1999 年，多国联合发表宣言严控藏羚绒贸易，欧美国家陆续禁止沙图什披肩进口，从源头斩断非法利益链。 如今，可可西里已连续 16 年无盗猎枪声，卫星、无人机、红外相机组成的 “天网”，让无人区的守护告别了单纯的血肉之躯对峙国家林草局。 数量的回升，却并未改变其保护等级，核心原因在于藏羚羊独特的生存模式自带致命脆弱性。 作为青藏高原特有物种，它们仅能适应海拔 4500 米以上的高寒缺氧环境，繁殖率极低，种群恢复速度缓慢。 更关键的是，它们有着近乎偏执的迁徙习性 —— 每年 5 至 7 月，来自三江源、羌塘、阿尔金山三大保护区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精准奔赴卓乃湖、太阳湖等固定产仔地国家林草局。 这片海拔 4800 米的 “生命大产房”，水草丰美且天敌稀少，却是一把 “双刃剑”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产仔期间，数万只藏羚羊高度集中，一旦遭遇人为干扰或环境突变，可能直接导致当年繁殖失败。 近年来，草场网围栏的阻隔、牧业扩张带来的栖息地碎片化，以及青藏公路、铁路的通行扰动，都成为新的生存挑战。 为了保障迁徙，管理部门每年都会实施 “护航行动”，在关键路段临时交通管制，指引车辆熄火静候，甚至压低对讲机音量，只为让羊群安心穿越。 从管理实操层面看，“松绑” 更是存在不可逾越的监管漏洞。 藏羚羊的皮毛、角绒在黑市仍有高价，而自然死亡与非法猎杀的个体，从外观上几乎无法精准区分。 一旦允许交易相关制品，盗猎分子必然会以 “自然死亡” 为幌子，让二十多年的保护成果毁于一旦。 这种风险并非杞人忧天，在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史上，多次出现物种因放松管控而快速重返濒危的案例。 更重要的是，藏羚羊绝非孤立的物种，而是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 “晴雨表” 与 “伞护物种”。 它们的觅食行为能维持草场结构、促进土壤肥力，其种群数量的稳定，直接支撑着雪豹、狼等天敌的生存，也带动了野牦牛、藏原羚、黑颈鹤等伴生物种的复苏。 如今，野牦牛从几千头恢复到两万多头，黑颈鹤数量突破万只，这份生态连锁反应的背后，藏羚羊的核心作用无可替代。 2016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藏羚羊的濒危等级从 “濒危” 下调为 “近危”，但这仅代表野外灭绝风险降低，并不意味着保护可以松懈。 我国的物种保护始终遵循 “降级不代表解禁” 的原则，大熊猫的保护历程就是最好的例证。 如今，卓乃湖畔的幼崽早已学会了数十分钟内站立奔跑，回迁的队伍每年都在壮大。 老人口中的 “牢底坐穿兽”，不是冰冷的法律条文，而是对生命的敬畏，是对血色历史的铭记。 30 万只藏羚羊的归来，是中国创造的生态奇迹。 但这份奇迹极其脆弱，数量的达标只是起点，而非终点。 在青藏高原的生态安全与人类的生存底线之间，藏羚羊的一级保护红线，永远不能也不会松动。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