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解放前夕，国军上将孙震携带数百两黄金飞逃台湾，临走时将部队交给侄子孙元良，孙元良拒绝起义，叫嚣说：“打，必须打下去。”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9年秋冬，一笔3000两黄金的军费，把国民党在川西的最后一幕写得清清楚楚，这笔钱的来路不复杂，孙震以"作战补给与眷属安置"为由，向国防部军需局申领，名义上用于十六兵团的战备开销，可这笔账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算清楚，孙震先从中扣下四五百两，悄悄留作赴台安家之资；眷属那头天天堵门要钱，又打发出去四五百两；最后送到前线孙元良手里的，是剩下那一摊，三千两黄金，兜兜转转，真正到了军队手里的连一半都不到，这本账，把整个溃败体系的逻辑说得明明白白——仗还没打完，人就已经在想怎么分家产了。   孙元良接手十六兵团的时候，这支部队在纸面上仍有十个师的编制，但凡稍微往里看一眼，就能发现这个数字有多虚，所谓的师，许多是溃兵拼凑、地方保安队凑数，甚至有强征来的民夫混在其中，武器老旧，粮饷断绝，士气早就跌到了谷底，更要命的是，四十一军、四十七军的高级军官，大多是川军老派出身，对这位黄埔一期来的"外来户"，从骨子里就不当回事，孙元良拿到手的，是一个贴着"兵团"标签的空纸盒，摇一摇，里头什么都没有。   但孙元良偏偏在这个时候选择了硬撑，军官会上，他把"打下去"三个字说得斩钉截铁，要求部队按胡宗南的命令向成都靠拢，参与所谓的"成都决战"，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大概还有几分底气，毕竟黄埔嫡系的身份摆在那里，资历也够硬，可底下没人接话，台下的师长们要么低头，要么看天花板，沉默本身就是最清楚的回答。   随后发生的事，让这句口号一步步变成了回响在空旷房间里的独角戏，先是军官会上有人直接点出三个月没发饷、棉衣缺了两千套；接着是部队纪律彻底失控，士兵四处骚扰百姓，哨兵裹着抢来的棉被站岗；再后来，各路密报接连送到案头，说各级军官都在私下串联，暗中跟解放军接头，每一件事单拿出来，都是警报；摞在一起，就是倒塌前的裂缝声。   算清楚这笔账的，是兵团副司令董宋珩，这位川军老将看得比谁都透，继续跟着打下去，不过是把弟兄们往死路上送，什么都捞不着，他以"视察"为名，把几个关键军官秘密召集起来，把道理掰开揉碎讲清楚，那些川籍军官的家就在四川，谁也不想把命丢在自家门口的战场上，这笔账不难算，于是部队私下串联，传单悄悄流传，起义的准备在孙元良的眼皮底下推进得有条不紊，等孙元良派人去抓董宋珩，人早就带着家眷去了彭县。   孙元良随后带着剩余人马赶赴什邡，想以司令官的身份把局面压回来，到了城外，城门紧闭，守军戒备，董宋珩没有露面，只叫人送出一封信，告知四十一军、四十七军已决意起义，顺便附上了解放军的《起义人员优待办法》，孙元良站在城外，手里攥着这封信，"打下去"四个字彻底成了一个无处落地的声音，堂堂兵团司令，连城门都进不去，这个场面，比任何一场败仗都要说明问题。   1949年12月21日，十六兵团主力在什邡、金堂一带通电起义，孙元良带着残部退往广汉，召集军官商议，提出是否转进云南，无人响应，走投无路之下，孙元良换上便服，抹了锅灰，混在出城的人群里溜走，辗转经香港去了台湾。   叔叔孙震走得比他从容得多，登杨森专机那天，行李收拾妥当，怀里揣着那五百两黄金，螺旋桨一响，成都就留在了身后，一个走得体面，一个逃得狼狈，但结局其实没什么两样——两个人都把部队丢在了原地，各自找了条出路，到了台湾，孙震得了个"战略顾问"的虚衔，再没掌过兵；孙元良则彻底淡出军界，后来辗转去了日本，开了家小餐馆过活。   那3000两黄金，最终没有救下任何一支部队，也没能替任何人留住什么，它只是清楚地记录了，一场溃败是如何从账目上就已经注定的。   信息来源：杨奎松.《国民党的“溃败”：1948–1949年国共内战纪实》.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