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摄于1935年的遗照：受尽酷刑，脊梁笔直，嘴角含笑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四川达州博物馆的一个静谧角落里，陈列着一张让人呼吸为之一窒的照片。玻璃相框也挡不住那股穿透岁月的力量。照片已然泛黄，边角磨出了毛边，可画面中心那个男人，却像一把出鞘的剑，即便隔着八十多年光阴，依然寒光凛冽。 他穿着破烂不堪的囚服，浑身上下几乎找不出一块完好的皮肤，新伤叠着旧伤。沉重的铁镣锁住他细瘦的手腕，看起来是那么不相称。但他的脊背，挺得比身后的砖墙还要直。最抓人心魄的是他的脸，苍白，消瘦，颧骨突出，可那双深深凹陷下去的眼睛，却亮得灼人。那里面没有恐惧，没有哀求，只有一片近乎平静的蔑视，冷冷地望向镜头之外。仔细看，他的嘴角甚至微微上扬，挂着一丝清晰可辨的、讥诮的笑意。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5年春天，一个阴冷的早晨。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影像。按下快门后没多久，刽子手就夺走了他年仅30岁的生命。 他叫牟永大。1905年，他出生在达县蒲家场一个还算殷实的家庭。照旧社会的路数，他本可以守着几十亩田产，读书考学，最不济也能当个悠闲的乡绅。可这少年心里，从小就燃着一团火。看见佃户家孩子挨饿，他会偷偷把自家的米馍塞过去；见到地痞欺辱卖菜的老农，他瘦小的身子会梗着脖子挡在前面。家里人说他是“犟牛”，乡亲们却说这娃娃心里“有秤”。 这杆“秤”，在考入绥属联合中学后，找到了它的“准星”。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像风一样，哪怕吹到闭塞的川东北，也带着令人振奋的气息。牟永大如饥似渴地读着《新青年》，接触“德先生”与“赛先生”，他眼前的世界不再仅仅是蒲家场的田埂与集市。他看到了更广阔的图景，也看到了更刺目的疮痍——彼时的四川，是“防区制”下军阀的角斗场，今日刘湘，明日杨森，你方唱罢我登场。打仗就要钱，钱从哪儿来？各种名目的捐税预征到了几十年后，老百姓锅里没米，身上无衣，活得还不如骡马。 十七岁的牟永大，把长衫下摆往腰带里一塞，就和进步同学们冲上了街头。“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年轻而嘶哑的呐喊，回荡在达州古城。抵制日货的浪潮里，有他焚烧东洋布匹的身影；组织罢课的斗争中，他是站在最前面的那几个。学校祠堂里的守旧派骂他们是“数典忘祖的逆子”，他梗着脖子回应：“祖宗的道理若是让百姓活不下去，这祖，不认也罢！” 从学校出来，他脚下的路越发清晰，也越发危险。他回到家乡，走的却不是回家的路。他钻进最破败的茅草棚，和佃农、挑夫、纤夫坐在一起，听他们倒苦水，给他们讲“剥削”，讲“团结”。油灯如豆，映着一张张从麻木到惊奇、再到燃起希望的脸。他帮着组织农民协会，抗捐抗税。昔日温和的读书郎，成了军阀和土豪眼中最危险的“赤化分子”。 风声越来越紧。1933年，红四方面军入川，川陕革命根据地如火如荼。牟永大的活动从地下转向半公开，他成了连接地方与红军的一条隐秘纽带，筹措物资，传递情报。他的家，那栋原本体面的青砖瓦房，成了敌人日夜监视的焦点。 被捕是迟早的事。1934年冬天，在一个潮湿的寒夜，由于叛徒出卖，牟永大在秘密联络点被堵个正着。敌人如获至宝，他们想从这个“共党要犯”嘴里，撬出整个达县地下组织的名单。 接下来的日子，是真正的人间地狱。审讯室设在阴暗的地下，各种闻所未闻的刑具轮番上场。皮鞭沾凉水抽打，只是开胃小菜。他被吊起来，用烧红的烙铁烫；指甲盖被铁钳生生拔掉；十指插进竹签，所谓“签刑”……最残忍的，是把他塞进一个铁皮桶里，然后在桶外生起炭火炙烤。铁皮很快变得滚烫，皮肤接触的瞬间，发出“嗤啦”的声响，焦糊味弥漫整个刑房。那是非人的惨叫，连隔壁房间一个刚来没多久的年轻狱卒，都听得脸色惨白，指甲掐进掌心，偷偷别过脸去，眼眶通红。 可无论怎么折磨，牟永大只有几句话：“名单？在我心里。”“你们也就这点能耐了。”“共产党人，你们杀不完。” 他的意志像祁连山的石头，砸不碎，烧不化。敌人从狂怒到困惑，最后竟生出一种无力的恐惧。他们无法理解，这副瘦弱的书生躯体里，怎么藏着比钢铁还硬的东西。 得知儿子即将被处决，牟家老母亲哭瞎了眼睛，变卖了最后一点首饰，东拼西凑了一笔钱，买通了一个稍有良知的狱卒。他们不求放人，那已是痴人说梦。他们只求在儿子最后时刻，留下一张照片，让家里人有个念想，也让后人知道，他们的儿子、兄弟，是怎样一个人。 于是，在那个行刑前的清晨，才有了博物馆里这张照片。拍照的师傅手一直在抖，他从未拍过这样的“肖像”。牟永大反而安慰他：“师傅，别怕，对准了就行。我要让他们看看，他们的刑具，也就这么回事。”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