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年初八上班，也是第一次体会到成年人的寒假这么短。 年前抢到一张腊月28的车票匆匆回家，期待了很久的过年只是一周的假期。 年初三的夜晚，我和高中好友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走过我们的高中学校，我握住冷风中生涩的铁门。我那届考上清北的学生，他们的名字早在光荣榜上被后来者迭代掉，小城里这块红榜的荣光永远属于18岁的人。 大年初七，最后一个在家度过的的夜里，我失眠到凌晨三点。对于未来赤手空拳的恐慌，在一片漆黑的眼前急速滚动。我马上就要坐上终点是北京朝阳站的高铁。 越失眠我就越焦虑，越失眠我就越愤懑。我说这该死的工业化呀，万恶的资本家。如果我们都是几亿年前一只长得像鞋垫的草履虫，我们都是百万年前丛林里大声嚎叫的丑猴子，这个世界上没有地域的撕裂，没有特权，没有欲望，我是不是就不用在两个小时后起床，然后去北京，去所谓的大城市上班？ 其实千禧一代也曾拥有农业时代的童年，孩童时对于年的渴望早就开始了。那时候我放寒假，总觉得过了小年就不用写作业了，正月十五之前都是年。 “过年”是一个暂停键，是一个可以恕免一切的乌托邦，我们理所当然地无所事事。 而21岁的新年，我狼狈地在12306上跟几亿人大战，侥幸买定来回的车票。过年这件事只给了我7天的时间。 我那天跟一个亲戚聊天，他的身份经历了从东北农民的孩子到北京小生意人的转变。说起这事，他喋喋不休，十分动容。 他说老家所在的乡村，是典型的一年一熟区，土地没给他们足够的富饶，却也赐予农人一种奢侈的空闲。 农民的忙，一般要从4月份的春耕才开始。天寒地冻，强行劳作是徒劳愚蠢的。这几个月，他们也并不是纯粹的懒惰，而是在享受一种有内容的闲暇——修农具、唠家常、赶大集、准备年货。 这是乡土社会人情往来最密集的时间，是维系亲人和邻里情感的黄金窗口。 而他现在是北京的一个小家具生意人，已经被置入一个无季节的市场。工厂不会因为天冷就停产，资本需要全年无休地运转。 我第一次和一个中年男人这么惺惺相惜：我俩的身体和情感还活在农业文明的循环里，但生活已经被卷入了工业文明的线性加速中。这让人有点崩溃。 此时我坐在公司的食堂，依旧觉得我的大年初八被毁掉了。而工业社会最深的规训远不止于此，它不只是让人按时上班，而是夺走了我们本来所必需的“合法的停顿”，和那份自然节律赋予的、不因无所事事而感到羞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