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后，特务头子李修凯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地下党员，地下党员大喊：“狗特务”，李修凯却直接冲上去抱住他：“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快和我去自首吧！” 李修凯那嗓子，吼得整条街都震了一下。对面那个被叫做“地下党员”的人，脸刷地一下就白了，想掙脱开跑路，结果李修凯抱得死紧，俩人就在大街上扭打起来，跟俩泼皮打架似的，哪还有半点以前当特务和地下党领导的派头？说起来这事挺有意思，一个真特务，抓了一个假党员，而这假党员，以前还真是个不小的官，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 这冉益智啊，早先在国民党那边混过，后来不知道怎么又钻进了共产党的队伍，还一路干到了副书记。可这人骨头软，1948年被捕后，特务还没怎么动刑呢，他就全招了。他这么一开口，川东地下党组织就跟多米诺骨牌似的，哗啦啦倒了一片。江竹筠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江姐，还有李青林、刘国志这些同志，都是因为他出卖才落到了敌人手里 。据说他叛变后，为了在特务头子徐远举面前邀功，连自己的顶头上司、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都给卖了。俩人被抓进监狱后，还在那儿比赛谁出卖的同志多，比着比着，国民党那边都看不下去了，心说这都什么玩意儿 。 再说李修凯，这人也不是什么善茬。他是军统的老人，正儿八经的少将，在重庆解放前负责搞特务潜伏的“应变计划”，手里攥着两千多潜伏特务的名单 。可这人脑子活，重庆一解放，他掂量了一下，自己肺痨缠身跑不了，加上共产党进城后政策摆在那儿，主动自首可以从宽处理。他琢磨来琢磨去，干脆心一横，直接跑公安局自首去了。据说他交代问题的时候挺配合，把潜伏名单往桌上一拍，算是给自己买了张“赎罪券” 。 巧就巧在这儿。那天李修凯办完事在街上走，一眼就瞅见了冉益智。冉益智当时还做着美梦呢。他以为自己在共产党那边认识的人多，好歹是个老革命出身，跑回去找找熟人，哭诉几句“当时是迫不得已”，说不定还能蒙混过关。他之前还专门跑到“脱险同志登记处”去登记，结果被当年的战友认出来，骂了个狗血淋头，灰溜溜跑了 。可他不死心啊，还想再找找门路，结果半道上撞见了李修凯。 俩人一碰面，那场面可热闹了。冉益智张口就骂“狗特务”，想撇清关系。李修凯才不吃这套，直接扑上去喊他叛徒，非要拉他去公安局 。街上的人越围越多，有那热心的市民一听这是抓叛徒，七手八脚上来帮忙，把冉益智摁得死死的。扭送到公安局后，冉益智还嘴硬，说自己当年是被迫的，供出来的都是“无关紧要的情报”。结果李修凯当场作证，把他当年怎么带特务去万县抓江姐，怎么在轮船上跟特务拍胸脯保证“一抓一个准”的事儿全抖搂出来了 。证据面前，冉益智彻底哑火。 其实想想，冉益智这种人，最让人恶心的不是他怕死。人嘛，谁不怕死？可他叛变之后，为了保命，反过来咬自己的同志，咬得比敌人还狠。他把江姐这些人的住址、接头暗号、上下线关系，交代得清清楚楚，生怕特务们抓漏了一个 。这种人，别说共产党容不下他，就连国民党那边也瞧不起他。解放前夕，国民党撤退的时候，根本没带他玩，把他扔在重庆等死 。说到底，叛徒这东西，在哪边都是个脏东西，没人真拿你当人看。 李修凯虽说也是特务出身，但人家选对了路。自首后积极配合，帮着公安揪出了不少潜伏的特务，算是将功折罪。后来政府看他表现好，加上他那肺痨病重，也没怎么为难他，听说1952年病死的，死前还念叨说“感谢共产党让我看到了希望” 。这话是真心还是假意不好说，但至少他比冉益智活得明白，识时务，知进退。 冉益智就没这运气了。1951年2月，他被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临刑前，他自己提了个要求，说死后尸体不用埋，“弃之于荒郊，与草木同腐” 。这话听着挺悲凉，可细想也是活该。他大概自己也清楚，这辈子干的事，实在没脸入土，更没脸见那些被他害死的同志。 所以说啊，人这一辈子，有些底线是不能碰的。怕死是天性，但为了活命把别人往火坑里推，这事干了，一辈子都洗不干净。冉益智以为换个主子就能重新开始，结果呢？主子没把他当人，老同志视他为仇，连历史都懒得给他留个好名声。反倒是李修凯这种老牌特务，临了临了，还混了个“改过自新”的评价。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