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一日本战俘在回忆录中，爆料两位烈士是叛徒，其中就有我党的高级特工，东北抗日英雄张永兴。 这本书在日本出版后，很快传入国内研究者视野。许多人最初并不了解张永兴的真实经历，只看到“供出地下组织”这样的指控。 可在辽宁开原的一户普通家庭里，这样的说法并不陌生。自1940年张永兴牺牲后，家人长期无法证明张永兴的身份，甚至在很长时间内背负误解。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过党史部门核查档案和地下交通线材料，张永兴才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 张永兴出生于1907年，原本是乡村教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控制东北，大量学校停办，社会秩序混乱。张永兴目睹同乡被抓壮丁和屠杀，决定参加地下组织。 因为会日语，又有文化，被安排潜入伪满警察系统。伪满警察并非普通治安机构，而是日军统治东北的重要工具，负责户籍、情报和抓捕行动。 能进入其中，意味着可以掌握第一手情报。 进入警察署后，张永兴表面工作是翻译和文书，实际上长期为抗日联军提供信息。 日军准备扫荡山区时，往往提前下发命令和地图，张永兴通过隐蔽渠道将这些内容传出，使游击队得以提前转移。地方党史资料记载，一些被通缉的地下人员也曾因提前得到消息而脱险。 1938年至1940年间，关东军对东北抗联发动多次大规模清剿，推行所谓“集团部落”，强迫百姓集中居住，切断游击队补给。 这一时期抗联损失惨重，许多交通线被破坏，城市地下工作者的处境更加危险。1939年，张永兴因叛徒告密被捕。日军判断张永兴掌握重要网络，立即交由宪兵队审讯。 宪兵队对政治犯的审讯极为残酷，目的不是普通讯问，而是彻底摧毁组织。战后资料显示，电刑、吊打、长时间禁食都属常见手段。张永兴被关押数月仍未提供任何有效情报。 日军甚至抓来家属施压，这在当时并不罕见。许多抗日人员都曾面对类似威胁。 审讯人员之一正是后来写回忆录的田坂具隆。田坂具隆在书中回避刑讯过程，却强调“招供”，与多方史料明显矛盾。 东北抗联档案记录显示，当年被破坏的几处物资站与另一名投敌人员有关，并非张永兴提供线索。苏联战俘档案也记载那名叛徒在1945年被枪决。 1940年前后，东北抗联已处于极端困难阶段，一部分力量转移至苏联远东地区接受整编训练。城市地下组织虽然遭到破坏，但仍在秘密运作。 张永兴牺牲后，其负责的联络工作由其他成员接替，情报体系并未完全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地下人员的身份需要逐一核实。由于隐蔽性强，部分档案缺失，一些烈士直到几十年后才得到确认。张永兴的情况正是如此。 家属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提供旧信件和证人证言，最终在1980年前后完成认定。 张永兴的一生并不长，真正公开的经历也不多。潜伏工作本就要求隐名埋姓，很多细节至今仍难完全复原。留下来的，是几份档案、几段证词，以及亲属多年坚持的记忆。 那些看似平静的文字背后，是一个人长期生活在危险中的选择。 当年参与审讯的人或许早已老去，但东北大地仍保存着抗联留下的遗迹。关于张永兴的故事，没有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更多是无声的工作和不为人知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