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这事儿还真不能简单地用“对错”两个字来盖棺定论。咱们得把眼光放回那个炮火连天的年代，仔细品品这里头的弯弯绕。 高志远这个人，在当时的冀东地面上，那可是响当当的汉子。人家不是半路出家的投机分子，是真刀真枪从死人堆里滚出来的抗日英雄。1937年拉起队伍搞冀东抗日大暴动，手下最多时候聚起来五六万人，把鬼子折腾得够呛 。后来队伍打散了，带着剩下的几千号弟兄投奔了平西根据地。这些人背井离乡跟着他，图啥？不就是图有一天能打回老家去吗？ 可问题就出在这个“打回去”上。萧克司令刚到平西，屁股还没坐热，脑子里想的是怎么在平西站稳脚跟，巩固根据地 。高志远那些冀东子弟兵却是归心似箭，天天嚷嚷着要回老家接着干。这就像一桌人吃饭，萧克想先熬粥喝，高志远急着想吃干的，俩人想不到一块儿去 。 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了个要命的事儿，高志远派人去联络了吴佩孚。 这事儿搁在今天看，其实没那么邪乎。吴佩孚那会儿困在北平，虽然是个过气军阀，但骨头硬得很，日本人三番五次上门请他出山当汉奸，他都拍桌子骂回去了，最后愣是被日本特务害死在牙医的手术刀下 。这么一号人物，怎么能简单扣上个“汉奸”的帽子？高志远找他，无非是想借着吴佩孚的老关系，筹措点军饷弹药，或者打通些关节，好让他带着弟兄们杀回冀东 。这是病急乱投医，但要说这就是“叛变投敌”，未免太武断了些。 可当时的环境容不得这么细想。萧克接到地下党员的报告，说高志远跟“臭名昭著”的吴佩孚有来往，再联想到高志远一直闹着要分家单干，这罪名不就坐实了吗？那个年代，讲究的是令行禁止，最怕的就是队伍里有人三心二意，尤其是高志远这种在当地一呼百应的人物 。萧克的担心，站在他的位置上也能理解：万一这小子真把队伍拉走了，或者更糟，掉转枪口，平西这块好不容易建起来的根据地不就毁了吗？ 于是就有了那场鸿门宴。萧克一句“配枪不错”，高志远实心眼地把枪递过去，当场就被拿下了 。公审、枪决，干净利落，一点儿没拖泥带水。 这一枪打下去，表面上是除掉了一个“隐患”，实际上是把人心打散了。 宋时轮和邓华站出来求情，不是因为他们跟高志远私交多深，而是他们看得明白：这么个杀法，会让多少跟着高志远来的冀东子弟寒心？人家抛家舍业来投奔，话没说清楚就脑袋搬家，谁还敢在这儿待着？果然，高志远一死，那几千冀东子弟兵跑了一大半，挺进军实力大损 。 宋时轮、邓华后来也待不下去了。他们不是怕被牵连，是觉得这地方的风气不对，做事的方式让人心里发堵。与其在这儿憋屈着，不如各奔前程。俩人的离开，等于断了萧克的左膀右臂，挺进军元气大伤 。到了1942年，这支被寄予厚望的队伍，番号都给撤销了，并入晋察冀军区 。 回头再看这事儿，挺唏嘘的。萧克有没有错？在那个随时可能掉脑袋的环境下，他作为军事主官，对任何风吹草动都高度警惕，这是战争年代的职业病。但他的错，错在太着急，也太自信。他急着树立权威，急着消除他认为的不稳定因素，却忘了问一句：高志远到底想干什么？那些所谓的“证据”，有没有另一种解释？ 高志远死得冤不冤？冤。他冤在太实在，以为到了自己地盘就可以掏心掏肺；他冤在生不逢时，在那个极度缺乏信任的年代，任何越界的行为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他想打回老家去的执念，最终成了催命符。 这桩公案，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抗战初期那种复杂而又残酷的生存法则。有时候，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全是是非曲直，还有当时当刻的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那点儿微妙而又脆弱的不信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