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上海一男知青为了回城，抛弃了农村妻子。分别时，妻子哀求地说：“带着我吧！”男知青却头也不回的走了。没想到，留给自己的却是终身悔恨…… 那一年，全国知青返城的大潮正席卷各地，上海更是重点城市。这个男知青姓周，是1969年下放到安徽农村的，和同村姑娘结了婚，生下一个儿子。回城名额有限，政策一松动，他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四处托关系，把能用的招都用上了。可他心里清楚，带着农村户口的妻儿，回城几乎不可能，落户、工作、住房，样样都是难题。 妻子是地道的农家女，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只知道跟着丈夫才有出路。她哭着说：“你去哪儿，我跟到哪儿，哪怕在上海扫马路、捡煤渣，我都愿意。”周某却嫌弃她文化程度低，怕她在城里给自己丢脸，更怕影响自己找工作和日后结婚。他狠下心，把结婚证书压在抽屉底，连句安慰的话都没留，背上行囊就走了。 回到上海后，周某凭着知青身份进了纺织厂当学徒，后来又调到供销科跑业务。几年下来，工资涨了，人也胖了，还认识了一个在百货公司上班的女同事，两人谈起了恋爱。1982年，他和农村妻子办了离婚手续，儿子判给了女方。那女的很快再婚，嫁给邻村一个木匠，日子虽然清贫，但母子俩相依为命，慢慢把儿子拉扯大。 周某在上海的生活看似顺风顺水，可每到过年，他就坐立不安。老家来信，说儿子生病、母亲摔伤，他都借口工作忙没回去。偶尔路过火车站，看见拉着行李的农民工，他会停下脚步多看两眼，脑子里浮现出当年妻子送他上火车的画面。妻子那句“带着我吧”，像钉子一样扎在心口，拔不掉。 九十年代国企改革，纺织厂裁员，周某提前内退，收入一下子少了大半。新认识的女友也因为他的经济状况疏远了他。一个人在弄堂里的小屋里抽烟、喝酒，他开始回想在农村的那些年。夏夜里，妻子坐在院子里给他扇扇子，冬天用热水给他泡脚；他为写汇报材料熬夜，她就默默在旁边纳鞋底。那些细节，从前觉得是理所当然，如今却成了梦里反复出现的片段。 2000年前后，周某试着去找前妻和儿子。可等他辗转打听找到村子时，发现早已物是人非。原来的土坯房换成了砖瓦房，儿子在县城打工，很少回来。前妻见到他，神情冷淡，只说了一句：“你来晚了。”没吵架，没埋怨，但那种疏离感，比任何责备都刺痛他。他这才明白，当年的抛弃，不只是分开两个人，更是割断了血缘和情感的根。 儿子结婚时，他托人送去红包，婚礼当天躲在远处看了一眼，没敢上前打招呼。新娘长得有点像年轻时的妻子，他看得眼眶发红。那一刻，他真切体会到什么叫“终身悔恨”——不是后悔失去某个人，而是知道自己亲手毁掉了原本完整的人生。 周某的故事，在那个年代的知青返乡潮里不是孤例。有的人带着妻儿闯进城，吃苦受累一起扛；有的人像他这样，为了所谓的前途和面子，把最亲近的人甩在身后。区别在于，前者换来的是后半生的安稳与慰藉，后者只能在孤独和自责中度过余生。 回城政策给了知青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没教他们怎么在利益与感情之间做选择。周某的选择，是当时一部分人的缩影：把个人前途放在绝对优先，把情感和责任当成包袱。可时间会证明，真正压垮人的，往往不是生活的苦，而是心里的缺。 那句“带着我吧”，他当年没听进去，后来想听，却再没机会。悔恨不是因为回不了头，而是因为明明可以一起走，却偏偏选了最自私的那条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