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地下党员涂作潮与邻居打牌，闲聊中，邻居突然不说话，还凑到他耳边，轻声说：“老兄，老实地告诉我，你是不是共产党？” 这一句话，差点把涂作潮的魂给吓飞了。虽然他也是受过苏联特训的高级特工，心理素质过硬，面上波澜不惊，还笑着打哈哈把话岔过去了，但心里早就掀起了惊涛骇浪。 为什么？因为米店老板的理由太充分了，让你没法反驳：你有钱，长得也不差，三十好几了却不结婚，整天独来独往，既不嫖也不赌，这不就是共产党吗？ 这话说出来，牌桌上其他几个人还跟着起哄，说老杨你这眼力见儿可以啊，不去当包打听可惜了。涂作潮跟着笑，笑得脸上肌肉都发僵，手里攥着的牌差点捏出汗来。 他脑子里飞快地转。这米店老板叫杨银根，是个老实本分的生意人，平时就爱凑牌局，嘴也碎，但绝对不是什么特务。正因为不是特务，这话才更要命——连一个普通小商贩都能看出不对劲，那些蹲在巷子口的军统眼线呢？ 涂作潮给自己倒杯茶，借着低头喝茶的工夫稳了稳神。他想起在苏联伏龙芝军事通讯学校受训的时候，教官反复叮嘱过一句话：最好的伪装不是躲在暗处，是混进人群里，跟周围的人一模一样。可他现在呢？三十四岁，独门独户开着个无线电修理店，长得白白净净，说话斯斯文文，没老婆没孩子，不去窑子不赌钱。搁谁眼里，这都是个异类。 他搁下茶杯，故意叹了口气：“杨老板，你这话说得我冤。我湖南老家有老婆，孩子都会打酱油了。我出来挣钱是干啥？不就是想攒点钱把他们接来嘛。这年头，谁舍得把老婆孩子往上海滩这个火坑里扔？” 这话半真半假。老婆孩子是编的，想接来是真心的——只不过他想接的，是组织上将来可能要给他安排的“家”。 杨银根一听，态度立马变了，抱拳说失敬失敬，原来是有家室的人。牌局散了之后，涂作潮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琢磨，杨银根的话虽然吓人，但也是给他提了个醒。第二天他就去找潘汉年，把这事儿一五一十说了。 潘汉年听完沉默了半天，最后说：“‘木匠’，你得成家了。” 涂作潮心里有数。组织上安排假夫妻不稀奇，多少地下工作者都是这么干的。可他有自己的想法，跟潘汉年说的时候，把三条标准摆得明明白白：一要能生孩子，二最好带着现成的孩子，三必须是文盲。 潘汉年听完都愣了，说你这是什么怪要求？涂作潮给他掰扯：三十多岁突然结婚，要是没孩子，街坊邻居还得嘀咕。带个孩子来，人家一看，哦，这是续弦，原配没了，带着孩子改嫁，合情合理。至于文盲，那更简单——要是娶个识文断字的，天天看我摆弄那些零件，时间长了能看不出名堂？ 潘汉年听完服了，说你这“木匠”不光会做电台，心里也门儿清。 就这么着，经人介绍，涂作潮娶了纱厂女工张小梅。张小梅前夫没了，带着个五岁的男孩，一个字不识。结婚那天，涂作潮请邻居们吃了顿便饭，杨银根也在，喝得脸红红的，拍着涂作潮肩膀说：“蒋老板，这下你不像共产党了！”涂作潮笑着给他倒酒，心里说：老杨，你还真说对了，我现在更像个共产党了。 这事儿过去八十多年了，现在回头看看，挺有意思。那个年代的上海滩，特务遍地，白色恐怖，地下工作者每天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可谁能想到，最危险的信号，不是密电码被破译，不是接头被跟踪，而是一个人三十好几了还没娶媳妇。老百姓眼里，正经过日子的人就该老婆孩子热炕头，你整天独来独往，那不是心里有鬼是什么？ 可反过来想，这话也挺心酸。那些隐姓埋名的人，为了信仰，把自己活成了人群里的异类。他们不能有家，不敢有牵挂，甚至连生病都不敢声张。涂作潮运气好，遇见了张小梅，假夫妻处成了真感情。1942年他被迫撤离上海，临别时跟张小梅说实话，说自己真名叫涂作潮，是共产党，如果回不来，将来共产党坐了天下，你带着孩子去找一个叫毛泽东的人。这话听着像交代后事，可张小梅愣是一滴泪没掉，就点点头说我知道了。 后来张小梅带着孩子在苏州乡下躲了快一年，靠给人洗衣裳糊口，硬是把几个孩子拉扯得齐齐整整。1943年他们母子被地下党接到新四军驻地，涂作潮远远看见那一串人影，眼泪唰就下来了。 我老想，什么叫英雄？不是拿着枪冲在最前面的才叫英雄。像涂作潮这样的人，一辈子活在假名字后面，连娶媳妇生孩子都得算计着怎么不露馅，可他们撑起的，是那个年代最硬的脊梁。那一声“你是不是共产党”，现在听来是段子，当时却是命悬一线。一句话答错了，人头落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