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是袁世凯的真实模样，这可不是演戏，也不是影视剧里的演员 一九一四年冬天，天坛圜丘重新铺上黄土，黄土大道一直铺到坛前。 钢甲小汽车从新华门开来，乐队在冷风里吹号。走下来的是民国大总统，不是皇帝，却要“祀天”。 按旧礼，这场面本该属于天子。 坛上这人，后来被写进课本叫作“窃国大盗”，可早些年，他只是北京科举场里那个读书读到吐血也考不上举人的落第生。 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三年，他在京城读了四年书，指望靠八股翻身。 光绪五年乡试，考场上没混出名堂，只留下“重门惊蟋蟀，万瓦冷鸳鸯”这一联句。 他自己说，那是“一生最大的遗憾”。等到家书和奏折都汇在一起，另一面才显出来：字不算工整，条理却很清，算钱、调兵、安排亲友，都写得干净利落。 骆宝善花了多年，把能找到的信札文牍全编进三十卷、二千五百万字的《袁世凯全集》，二〇一一年夏天出版，这一摞书，多少打碎了“粗人军阀”的刻板印象。 家里人记得的，是军人派头。三女袁静雪说，父亲一身黑呢制服，站着坐着腰背都挺得笔直，平日少笑，急了嘴上就是“混蛋”，再急“混蛋加三级”。对部下说话客气，谁也不敢不听，那种客气里带着压力。有人说他往椅子上一坐，眼光一闪，像只老虎。 中南海那几年，他吃饭要奏军乐。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总管太监张谦和一听那边军乐响起，嘴就气得扁起来，认定这个大总统“比皇上还神气”。袁世凯自己倒觉得顺手，在他眼里，统兵比做文章轻松。 张之洞问他练兵诀窍，他只说一句“绝对服从命令”，一手官帽银子，一手刀子，听话的有官有钱，不听话的挨刀，用的就是这一套。 清廷把他开回彰德洹上的那三年，纸面上写的是“回籍闲居”，院子里却没消停。各省消息往这里汇，留日学生回国也喜欢绕道来拜访，屋里常常坐满人。 他按人品才干给路子、给盘缠。 许指严记笔记时感叹，那几年几乎每月都有革命党举事，“皆袁之金钱蒸发力也”。 话说得重，也说明他不肯把自己钉死在一块牌子上，更像是在清廷和新党之间来回周旋。 在官场早年，他和康有为称兄道弟，是强学会里第一个捐银的人。 甲午战败后，他心里偏向变法，对西方法制和制度了解得不比康有为少。呈给光绪帝的那篇新政万言书，从用人、理财到经济、军事、外交，都主张“彻底更张”。 风向一转，戊戌那年康梁、谭嗣同希望他出手杀荣禄，他却靠荣禄自保，这一步救了自己，也把他推到“卖友求荣”的那一头。 往上看，他离不开李鸿章、荣禄、奕劻这些权力中枢。 李鸿藻器重他，荣禄在小站弹劾案里出面保全，他非但没倒，还得了嘉奖。 庚子义和团起，山西乱、山东乱、京城也乱，他从小站赶到济南当山东巡抚，用铁腕手段“清内匪以安民生，慎外交以敦睦谊”，替清廷立下大功，政治威信就是在那里立起来的。李鸿章老幕僚张佩纶渐渐看他不顺眼，在密信里骂他是“有才的小人”。 胡思敬写《国闻备乘》，干脆说光绪末年小人求富贵的捷径有两条，一条在商部载振手里，一条在北洋袁世凯手里。 用人这件事，更能看出他的算计。 一边，他起用唐绍仪、詹天佑、梁如浩、梁敦彦这些留美幼童，又重用严修、胡景桂一类在士林里有名望的人；另一边，段芝贵这样的巡捕出身，也能被捞起来。 段芝贵抓回袁家的逃仆，被夸一句“有才”，捐了个道员，又花重金买下歌妓杨翠喜献给庆王府载振，一夜之间成了封疆大吏。 袁世凯本人，从朝鲜回来后就和李莲英一类权宦往来，即便当了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年年还得进京“走动”。 在革命党人那里，他照样用的是这一套。 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在北京，都挨过他的隆重招待。孙中山来时，他把石大人胡同的迎宾馆腾出来，总统府搬到铁狮子胡同陆军部。 孙中山后来回忆，说袁世凯会办事，气度不小，只是惯于玩权术；刚见面时像个至诚的人，细聊几句，就感觉到话里藏着锋芒，眼光四射，让人看不透。 等到几年后看他做的事，又和当初说的对不上，只能摇头，把他叫作一个“魔力惑人的命世英雄”。 日俄战争又给清廷上了一课。 日本一八八九年就有议会，俄国战前没有，日本赢了，俄国输了，这样的对照很扎心。伊藤博文劝中国钦差，说皇帝要是肯“钦赐宪法”，照样能坐在万民头上，只是最高权力不能落在人民手里。 慈禧顺势发出预备立宪诏书，一九〇八年定下九年训政期，一九一一年改组内阁，十三个阁员里满族九个、汉族四个，样子学上了，实权却还在老地方。 辛亥以后，华中、华南、东北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新军指挥做督军，和省议会一起搭省政府。 有学者认为，这多半是地方绅士借独立摆脱北京控制，好守住本地政治和经济，普通人只是看热闹。 就在这样的局面下，袁世凯被捧上台，一头要送清王朝入土，一头被寄望给民国撑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