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个县长回自己老家看望父母。在村里，他瞧见一位风韵犹存的妇女，就向旁人打听这妇女的情况。 县长叫周世安，保定军校出身，在邻县当了四年县长。他打听的那个女人叫翠姑，住在村东头两间破瓦房里。周世安问的是村里管杂事的保长王老七。王老七搓着手，笑得有点尴尬：“县长，那是陈寡妇，男人死了三年了。她……她以前在省城大户人家帮过佣。” 周世安“哦”了一声，没再多问。他记得这个女人。十五年前，他十七岁，在省城念中学，寄宿在姑父家。姑父是开绸缎庄的，家里雇了个小丫鬟，就叫小翠，手脚勤快，眉眼清秀。有次他温书到深夜，小翠悄悄送来一碗银耳羹，手指冻得通红。他塞给她两块银元，她死活不要，低着头跑了。第二年他考上军校离开省城，再也没见过她。 没想到在这儿碰上。周世安让随从挑着行李先回家，自己拐到村东头。翠姑正在院里晾衣服，粗布褂子洗得发白，袖子挽到手肘，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臂。她抬头看见周世安，愣了一下，手里的木盆“哐当”掉在地上。 “小翠？”周世安试探着叫了一声。 翠姑嘴唇动了动，没应声，弯腰去捡木盆。周世安上前一步：“我是周家老三，世安。以前在省城我姑父家……”翠姑直起身，打断他：“周县长，您认错人了。”她声音有点抖，但很干脆。说完端起木盆进了屋，门轻轻关上。 周世安站在门外，心里不是滋味。他回家问母亲，老太太叹口气：“那就是你姑父家那个丫鬟。你姑父家后来败了，她回到村里，嫁了个佃户。那男人命短，三年前得痨病死了，留她一个人，还有个六岁的丫头。”母亲压低声音：“村里有几个光棍老打她主意，她性子烈，拿剪子扎伤过一个。保长王老七也不是好东西，总想占便宜。” 当天夜里，周世安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军校毕业那年回省城，姑父家已经搬走了，房子卖给了一个山西商人。他打听过小翠的下落，下人说早就辞工回乡下老家了。那时他刚谋了个连长差事，正要赴任，也就没再深找。 周世安把牙刷插回缸里：“赵屠户？是不是那个打跑三个老婆的赵屠户？”王老七脸色一变。周世安摆摆手：“这事不用你操心。你把我交代的修路款账目理清楚，明天拿来我看。”王老七哈着腰退出去，额头上一层汗。 中午周世安又去了村东头。翠姑在灶间烧火，一个小女孩蹲在门口玩石子。周世安站在院墙外，隔着篱笆说：“我来，是想告诉你，王老七那边，我已经拦下了。”翠姑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光照得她脸忽明忽暗。“谢谢县长。”语气还是淡淡的。 “你就打算一直这么过？”周世安问。 翠姑抬起头：“不然呢？我一个寡妇，带个孩子，还能怎么过？”她顿了顿，“当年在省城，太太说要收我当偏房，我没答应。我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该走什么路。” 周世安沉默了一会儿。“我后天回县城。县里救济院缺个管杂务的，供吃住，月钱两块大洋。你……愿不愿意去？”他补充道，“可以带孩子。” 翠姑手里的烧火棍停住了。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几声。小女孩跑过来抱住她的腿：“娘，我饿。”翠姑摸摸孩子的头，对周世安说：“县长，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我走了，家里的两亩地怎么办？我婆母年纪大了，还得靠这点租子过活。” 周世安没想到这一层。他想了想：“地可以租给别人种。你婆母要是愿意，一起搬去县城。救济院后头有间空房，虽然小，但够住。”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斟酌过。他知道自己在冒险，民国官场最忌讳男女瓜葛，更何况他是县长，对方是个寡妇。 翠姑没马上答应，只说“我再想想”。周世安留下五块银元，说是预付的工钱，转身走了。他听见翠姑在身后喊“这钱我不能要”，但他没回头。 回县城的路上，周世安一直在想这件事。秘书小声提醒：“县长，人言可畏啊。”周世安看着车窗外飞驰的田野，突然问：“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帮她吗？”秘书摇头。周世安说：“那年我给她两块银元，她没要。她说‘少爷的钱来得不易，好好念书’。那时候，她是真心把我当人看，不是周家少爷，不是县长，就是个念书的年轻人。” 三天后，翠姑带着孩子和婆母出现在县政府门口。周世安安排她们住下，对外说是远房表亲来投靠。翠姑在救济院干活认真，把杂务理得井井有条。有次几个泼皮想来占便宜，被她用扫帚打了出去。这事传开，再没人敢小瞧这个“周县长的亲戚”。 半年后周世安调任他处，临走前给翠姑留了封信和二十块大洋。信里写：“救济院的差事已说好，你可长久做下去。孩子大了，务必送她读书。世道艰难，女子更需自立。”翠姑拿着信，在屋里坐了一下午。 后来村里人议论，说周县长是个怪人，对一个寡妇这么好，图什么呢？也有人说，翠姑命硬，克夫，周县长是可怜她。只有王老七喝醉了念叨：“你们懂个屁！周县长那是……那是还债呢。” 什么债？没人说得清。乱世里，一个小人物记得另一个小人物的好，并且尽力还了，这就够了。至于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就让它埋在岁月里吧。毕竟那是民国，毕竟他是县长，她是个寡妇。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