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东纱厂女工阿珍，在更衣室冰凉的水泥地上生下了孩子。没有医生，没有剪刀，她用牙齿咬断脐带，把婴儿往工服里一裹，对吓呆的工友说：“帮我看着孩子，我去把工牌打上，别让车间记我旷工。” 那年阿珍二十二岁，进厂四年，是细纱车间挡车工。丈夫是同一厂的机修工，两人住在厂区外的棚户里，结婚三年没敢要孩子。不是不想，是厂里有规矩：怀孕就得调离一线岗位，工资减半；生了孩子再想回来，难。 阿珍瞒了七个月。她用宽大的工装遮住肚子，把腰勒得紧紧的，每天在机器轰鸣中来回走四十里路。早班从凌晨四点开始，她三点就得起来，用冷水洗脸消肿，然后套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 她算过账：少上一个班，就少两块钱。两块钱够买一斤半猪肉，够给乡下老娘寄半个月的口粮，够攒半年给家里添台收音机。她不能停。 那天是早班，机器转得像催命。阿珍正接着断头，突然觉得肚子往下坠。她扶住车架，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身边的阿英看出不对，小声问：“怎么了？” “没事，岔气了。”阿珍咬着牙把线接上，手指抖得厉害。 十分钟后，羊水破了，顺着裤腿流到地上，和地上的机油混在一起。阿珍慢慢蹲下去，用围裙挡住，对阿英说：“扶我去更衣室。” 更衣室在车间尽头，三十米的路，她走了很久。路上遇到组长，组长皱眉：“阿珍，不舒服就歇歇，别耽误生产。”阿珍点头，把嘴闭得紧紧的。 更衣室的水泥地冰凉，墙角堆着废纱头和饭盒。阿珍靠着墙坐下，脸色白得像纸。阿英想跑去叫人，被她一把拽住：“别去！叫了人，我就回不来了。” 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正好赶上换班的铃声。阿珍用牙咬断脐带，用脱下的工服把皱巴巴的小东西裹起来，血糊了满手。她低头看了孩子一眼，是个女儿，闭着眼，小小的一团，居然没哭。 “帮我看着，”她把孩子递给阿英，声音虚弱却清楚，“我把工牌拿去打上。” 阿英哆嗦着接过孩子，看着她摇摇晃晃站起来，用车间洗手池的冷水把手上的血冲掉，然后从包里翻出一条干净的围裙系上，遮住洇湿的裤子。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 车间主任后来从报表上看到：那天乙班出勤率百分之百，细纱千锭小时断头率低于指标，阿珍个人产量排班组第三。 很多年后，当年的阿珍成了珍婆，带着女儿回厂旧址参观。纺织博物馆里陈列着当年的工牌、饭票、光荣榜，女儿在玻璃柜前站了很久，指着其中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问：“妈，这个是你吗？” 照片上，一群年轻女工站在机器前，戴着白帽，穿着统一的工装，笑得一模一样。 珍婆没说话。她想起的，是水泥地上的血，是机器的轰鸣，是那个用牙齿咬断脐带的中午，以及下午接着在车间走完的那四十里路。她想起当年的工友阿英后来对她说的话：“那天我抱着孩子，手抖了半天。你倒好，跟没事人似的，接了八个钟头的线。” 珍婆笑了笑，没解释。她没法解释，在1956年的沪东纱厂，一个女工的工牌比她的身体重要，产量比疼痛重要，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她更没法解释，那天下午，当她站在机器前接着断头的时候，脑子里想的不是刚出生的女儿，而是今天这个班如果上满，就能凑够给孩子买一辆婴儿车的钱。 那辆婴儿车，她后来真的买到了，推着女儿走过无数个清晨和黄昏。 博物馆里，女儿还在看那张照片。珍婆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走吧，都是过去的事了。”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玻璃柜里那些沉默的旧物上。工牌上的编号还在，像是等着什么人，再打一次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