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冬天，钱瑛到甘肃考察，谁料司机中途迷路，突然发现前面沟里有烟轻轻飘出，就开着车往有烟的地方走，到了地方才知道，这就是著名的夹边沟劳教场，还救下差点被饿死的600人。 1960年的冬天，酒泉往北三十里的戈壁滩上，气温跌破了零下30度。这是一种能把人的骨髓冻脆的极寒，当地人叫它“白毛风”。 一辆吉普车像只迷途的甲虫，在这个被暴雪抹平的世界里打转。车窗玻璃早就被冻得严严实实，只能勉强抠出一块视野。 车里坐着的是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长钱瑛，但这会儿没人顾得上她的头衔。司机的手心全是汗，前面的路没了，导航在那个年代就是个笑话，他们彻底丢了方向。 原本去往高台县的既定路线，被一场大雪强行改写。唯一的指望，竟是远处沟壑里飘起的一缕孤烟。在那种死寂的绝境里，有烟就意味着有活物。 司机几乎是出于求生本能，一脚油门顺着那缕烟冲了过去。他不知道，这一脚油门，没有把部长送去考察地，而是直接撞破了那个后来让无数人听着就脊背发凉的名字——夹边沟。 车停稳，人下来，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村庄，而是把人的心理防线击得粉碎的画面。 沟坎下横七竖八躺着二三百具尸体。有的半截身子嵌在冻土里，硬得像石头。有的脸颊塌陷，保持着最后一次呼救的姿势。这不是什么考察现场，这就是一个露天的坟场。 活人和死人的界限在这里变得极其模糊。几个形如骷髅的人影摇摇晃晃地走过来，身上裹着分辨不出颜色的破棉絮，脚上缠着布条。他们是官锦文、司继才，但此时他们看起来更像是在人间游荡的鬼魂。 就在钱瑛一行人还没从巨大的视觉冲击中缓过神来时，权力的獠牙露了出来。 农场的管教刘振玉提着枪冲了过来。在这个封闭的小王国里，他就是“天”。看着这辆陌生的吉普车和几个试图靠近的“闲人”，他张口就是那句在这个地方最好使的命令：“把这些人都抓起来！” 在夹边沟，枪杆子就是唯一的法律，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 但钱瑛没有退。她没有搬出官职，没有背诵法条，而是举起了手中的拐杖。那是一记结结实实的物理打击，拐杖带着风声狠狠抽在刘振玉身上。 紧接着是一声怒喝：“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这一拐杖，打碎了这个劳教场“法度失效”的真空状态。这是国家最高监察权对基层失控暴政最直接、最原始的干预。 随行的警卫员这时候才掏出枪，亮明了身份。刚才还嚣张得要抓人的刘振玉，瞬间像被抽掉了脊梁骨，脸吓得煞白，瘫软在地。那个叫官锦文的幸存者扑通一声跪下，死死拽住钱瑛的衣角哭喊救命。 当愤怒稍退，摆在钱瑛面前的是一道残酷的算术题。1957年建场时，这里塞进了3000多名知识分子、干部和技术员。仅仅过了三年，到了1960年冬，还能喘气的只剩下五六百人。 每天4两口粮，还要被克扣，这根本不是在养活人，而是在维持一种缓慢的死亡过程。为了活命，这些人挖过骆驼刺，捉过老鼠，吃过观音土，人类的生存底线在这里早就崩塌了。 此时，如果是按常规的官僚逻辑——写报告、呈送省委、等待批示、再行调动——这剩下的几百人，绝对熬不过那个冬天。 时间就是最昂贵的货币。钱瑛做了一个极其“独断”的决定。 她没有走公文流转，而是直接把电话打到了酒泉地区。电话里没有商量的余地，全是战时状态的命令：“把所有公交车都调过来，越快越好！明天一早转移，先救人！” 不是“研究研究”，也不是“请示上级”，就是“明天一早”。这一夜的决断，硬生生切断了死神与这600人之间的最后链路。 当晚，她把自己车上的干粮和毛毯全分了下去。看着那些人狼吞虎咽的样子，这位被周恩来称为“女包公”的铁娘子，眼泪止不住地流。 回到兰州后，钱瑛把天捅了个窟窿。她直接向中央揭了盖子，不仅是夹边沟的惨状，还有甘肃全省瞒报灾情、饿死人的真相。 后果是雷霆万钧的。粮食调来了，甘肃省委班子大换血，夹边沟农场次年被正式撤销。那600条人命，算是保住了。然而，历史总是喜欢玩弄残酷的对称游戏。 1966年，风暴来袭。当年那个在雪地里挥斥方遒、救人于水火的钱瑛，自己也被卷入了漩涡中心。因为她那种“眼里不揉沙子”的作风，她成了最早被打倒的那批人。 命运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令人窒息的镜像倒置。曾经的救赎者，沦为了阶下囚。关押、隔离、受虐待，甚至连上厕所关门的尊严都被剥夺。 直到1973年，她已经病得脱了形，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李克农的儿子、日坛医院副院长李冰费尽周折偷偷溜进去看她。 面对探视者，这位在生命尽头的老人，没有控诉那个曾被她拼命维护的系统，也没有哭诉自己的遭遇。她只是喘着气，费力地挤出四个字：“我朝前看”。 这四个字，比当年的那一记拐杖还要沉重。她没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1973年，钱瑛带着一身的不白之冤离世。直到5年后的1978年，一纸平反令才迟迟到来。 她的骨灰被安放进八宝山，墓碑上刻回了那句属于她的评语：铁面无私。 信息源：《荷城好媳妇》贵港党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