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八十年代工作于苏州市丽华丝绸印染厂的青年女工将自己应得的十万元遗产捐给了国家。她的这一举动轰动全国。因为，这笔钱在当时可以说是巨款。这位笑容甜美的印染厂女青年名叫杜芸芸。 十万元，在1981年是个什么概念？这么说吧，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大概三四十元，一年不吃不喝攒下四百块。十万元，相当于一个工人两百多年的工资总和。 能在苏州买下好些栋不错的房子，能让一家人瞬间过上完全不同的生活。这笔钱，是杜芸芸养母的亲戚从海外归来的遗产，经过法律确认，名正言顺属于她。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年轻女工的命运要被改写了。 可杜芸芸的决定，让所有人目瞪口呆。捐了，全部捐给国家。没有犹豫，没有留下半分。消息传开，像一块巨石砸进平静的池塘。厂里的工友围着她问，亲戚朋友上门劝，报纸电台的记者扛着机器来采访。 人们的问题大同小异：“芸芸，你是不是傻？”“这么多钱，自己留着改善生活不好吗？”“是不是有谁给你压力了？”镜头前的杜芸芸，还是穿着印染厂普通的工装，梳着朴素的马尾，笑容里有那个年代年轻人特有的清澈和认真。她说：“这钱不是我自己劳动得来的，给我，我用着不安心。国家现在搞建设，处处都需要钱，用在更需要的地方，不是更好吗？” 话说得轻巧，可背后的心思，没那么简单。杜芸芸的成长经历，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并不顺遂。她自幼被收养，深知生活不易。在丽华丝绸印染厂，她是一名普通的挡车工。三班倒，机器轰鸣，车间里永远飘着染料和蒸汽的味道。 她每天盯着飞速流转的丝绸，眼疾手快地接线头、查瑕疵，工作单调又辛苦。她太知道每一分钱的来之不易，那是用实实在在的汗水换来的。 也正是这种亲手创造价值的体验，让她对“不劳而获”的巨款产生了一种本能的不安。她的人生观，是在集体的劳动和生产中塑造的。在她看来，最大的踏实感，来源于自己双手创造的生活，而非一笔天降横财。 更让人琢磨的，是她捐款时那份超越个人的眼光。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不久，国家百业待兴，外汇紧缺，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研发处处需要资金。杜芸芸未必能说出什么宏大的道理，但她从车间的增产节约号召里，从广播报纸的建设新闻里，感受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国家需要”。 她的想法很朴素：这笔钱在我手里，可能就是存银行，或者买点东西；但交给国家，也许就能变成一座桥墩、一条铁轨、一台精密仪器的一部分。后者的意义，远大于前者。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的自觉，是那个时代许多普通人精神世界里非常鲜明的一部分。 当然，她的决定也并非没有争议。即使在当时，也有声音认为，合法继承的财产个人有完全支配权，捐赠固然高尚，但如此“彻底”，是否有些过了？是不是一种对个人财产的否定？这种讨论本身就有价值。它恰恰反映了社会转型初期，人们对于财富、个人价值与社会贡献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 杜芸芸的选择，是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一种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答案。她用自己的行动，给“财富”赋予了新的定义：财富的价值，不在于占有，而在于如何使用，才能让内心安宁，并与更广阔的时代共鸣。 轰动过后，杜芸芸的生活逐渐回归平静。她得到了表彰，但没有因此离开印染厂车间。她依然是那个爱笑的挡车工，靠自己的技术和勤劳获得工资，过着平凡而充实的生活。 那十万元巨款，如同投进时代洪流中的一颗石子，激起的涟漪久久未散。它成为一个符号，标记着那个物质尚且匮乏，但精神追求却可以如此丰盈炽热的年代。 如今，我们重提这个故事，并非要鼓励人人都去捐掉遗产，而是要去理解那份选择的重量——当一个普通人，手握足以改变自身阶层的巨大资源时，她所信赖的、愿意托付的，究竟是什么。这份纯粹的信任与奉献，比那十万元本身，更为珍贵。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