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发生后，新任四川总督端方率湖北新军进川弹压。一天夜里，新军突然哗变，将端方围住。 那真是一个讽刺透顶的夜晚。端方，这位以开明著称的满清大员，恐怕至死都没完全明白，他带来的兵，枪口为什么会调转过来对准他自己。 围住他的士兵们，眼神里没有对朝廷大员的畏惧，只有喷薄欲出的怒火和一种被欺骗的屈辱。他们是从湖北调来的新军，原本被告知是去四川“平乱”，维护铁路国有。可一路入川，看到的、听到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四川的“乱”，不是土匪作乱，是绅商、学子、市民乃至普通农民，为了捍卫自己集资修筑川汉铁路的股权，爆发出的席卷全省的保路风潮。 队伍里不少湖北籍士兵，家里也认购了铁路股金，那是全家人节衣缩食攒下的血汗钱，指望着铁路修通后能分点红利，改变命运。清廷一纸“国有”命令，不仅收路，还对已用的股金不予退还，这等于明抢！湖北的“铁路股”风波不比四川小，军心早就浮动。 当他们看到四川百姓群情激愤，打出“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的旗帜时，心里的共鸣和同情，瞬间压过了对朝廷的服从。他们恍然惊觉，自己哪里是来“平乱”的，分明是来镇压和自己父母兄弟一样的可怜人，是来当朝廷抢掠百姓的帮凶！ 端方本人呢？他其实是个复杂人物。出身满洲正白旗，却酷爱西方新知，热衷收藏，出洋考察过宪政，在晚清官僚里算是个改革派。他受命入川，或许内心也希望能“抚”大于“剿”，稳定局势。 一路上，他甚至做出了一些安抚姿态。但问题在于，他的一切努力，都建立在维护清廷统治、执行“铁路国有”这个恶政的基础之上。这个根本立场，与新军士兵和四川民众的核心利益尖锐对立。 他试图用个人的开明形象和些许小恩小惠，来化解一场源于制度性掠夺的巨型风暴，这无异于杯水车薪。士兵们不认他端方个人的“开明”，他们认的是眼前活生生的事实：朝廷在夺民之财，而他们正被驱使着成为夺财的刀。 哗变的气氛是在压抑中累积爆发的。军饷拖欠、入川后水土不服、对任务正义性的极度怀疑，加上革命党人秘密在军中的宣传煽动，所有不满的干柴早已堆满。端方和他弟弟端锦被扣押时，士兵们提出了条件：要么立刻率军返回湖北，要么就地处决。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兵变讨饷，而是带有明确政治诉求的反抗。端方试图以总督身份训话弹压，但往日那套官威彻底失灵了。士兵们看他的眼神，像看一个碍事的符号。 最后的处决，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粗糙而残酷的“仪式感”。1911年11月27日，在四川资中，哗变士兵将端方兄弟从关押处拖出。面对死亡，端方据说曾哀求：“我本汉人，投旗才四代……”想以血缘套近乎求生。但这番话在激愤的士兵听来，更像是一种投机和讽刺。 一个享受了旗人特权、位居总督高位的既得利益者，临死却想靠攀扯血统脱罪？这只能加剧士兵的鄙夷。他们用指挥刀砍下了端方和端锦的头颅，将其装入木匣，浸上煤油，一路示众送回湖北。这个过程极其惨烈，却也赤裸裸地宣告了旧有权威在革命洪流面前的彻底破产。 端方之死，像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划开了晚清最后时刻的肌体。它表明，当朝廷的政策彻底背离民心、侵犯民众最根本的财产权益时，任何个人的能力、开明形象乃至权术，都无法挽回崩塌的信任。连它赖以生存的最现代化武装——新军，都会从内部反噬。 湖北新军的枪声在四川响起，没多久，武昌新军的枪声就震动全国。端方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官僚的末日，更是一个腐朽政权丧失统治合法性的鲜活注脚。他和他所效忠的体系，一起被历史的浪潮淹没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