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话除夕（散文）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我泡了一杯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妻在厨房里忙碌着，传出洗菜切菜的声音，细细碎碎的，像极了时光走过的脚步。小区里有工作人员拿着喇叭走过，一遍遍地播放着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知，那声音在楼宇间回荡，有些生硬，却也尽职尽责。可远处，还是隐隐约约传来几声爆竹响，闷闷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心跳。 我端起茶杯，让那温热的气息扑在脸上。除夕，又到除夕了。 人老了，就爱想过去的事。七十年的除夕，一个一个地从眼前晃过去，有的清晰，有的模糊，像一部放映了太多次的老电影。 最早的那个除夕，该是五六岁吧。那时住在老家的瓦房里，冬天的风从门缝窗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响。可屋里是暖的，灶膛里的火烧得正旺，映得母亲的脸红红的。她围着围裙，在案板上擀饺子皮，一下一下，擀面杖滚过去，圆圆的皮子就出来了。我趴在灶台边，看她把馅放在皮子里，手指轻轻一捏，一个饱满的饺子就立在箅子上，像一个个小元宝。母亲偶尔会捏一小块面团给我玩，我把它捏成各种奇怪的形状，然后等着下锅。父亲在院子里贴春联，我跑出去看，他站在凳子上，我负责递浆糊。那时的春联是红纸黑字，墨汁的味道混着浆糊的香味，飘在冷冷的空气里。贴好了，父亲会退后几步端详，我就站在他腿边，也学着端详。最期待的是天黑以后，和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起放爆竹。那是些小鞭炮，拆开来一个一个地放，点着了，扔出去，“啪”的一声，我们就笑着跑开。那时候，除夕是一年中最亮的日子，亮得能照见以后所有的岁月。 后来的除夕，是我自己贴春联了。每年腊月二十九，我会去街上买红纸，请单位里字写得好的同事帮忙写对子。年三十上午，我站在凳子上，女儿在下面递浆糊、递春联，就像当年的我和父亲。那时候的父母已经老了，头发白了，背也弯了。年夜饭是我和妻一起做的，炸丸子、炖肉、炒菜，摆满一桌子。我把父母请到上座，给他们倒上酒，说：“爸、妈，过年好，祝你们身体健康。”父母笑着，眼里有光。那时候，除夕是一桌团圆饭，饭菜的热气模糊了所有人的眼睛。 再后来，父母相继走了。 开始的几年，有些不习惯。除夕还是那个除夕，可总觉得少了什么。偶尔兴起，也会自己写副春联，铺开红纸，研好墨，提笔写上几个字。可写完了，就在桌上放着，懒得去贴。妻问我怎么不贴，我说，贴给谁看呢？她就不再问。年夜饭还是丰盛的，妻的手艺越来越好，可桌上就我们两个人，显得有些空。我们吃得慢，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电视里的春晚热热闹闹的，像在另一个世界。手机不停地响，是各地的朋友们发来的祝福，我一条条地看着，回着，心里是暖的。那时候，除夕是一部手机，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惦记。 今年的除夕，和去年、前年差不多，又有些不一样。 社区的喇叭一遍遍地响着，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为了安全，为了环境，都对。可那些从远处传来的爆竹声，还是让我忍不住笑了笑。总有人忍不住的，就像总有些东西是禁不掉的。那声音远远的、断断续续的，反倒给这个安静的除夕添了些生气，添了些年味。 妻在厨房喊我：“来端菜了！”我应了一声，站起来。窗外，天色完全黑了，远处的爆竹声还在响着，一声两声，像是在和这个禁放的时代捉迷藏。我忽然觉得，这爆竹声像极了记忆——你以为它已经远去了，它却总会在某个时刻，猝不及防地响起来，告诉你，有些东西从未真正离开。 年夜饭摆好了，我和妻相对坐下。我拿起酒瓶，给她斟上，给自己斟上。窗外的喇叭还在响着，远处的爆竹还在响着，电视里的春晚还在热闹着。我举起杯，对妻说：“过年好。” 妻笑了，眼角的皱纹像绽开的菊花。 我也笑了。 除夕，话除夕。说着说着，就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完了。可明年，后年，只要还能坐在桌前，只要还能举起杯，就还有话说。这就是除夕吧——让我们在岁月的河岸边，一年一度，停下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然后继续向前走。 远处的爆竹声，又密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