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的事曝光后，再回头看义和团的过往，心里瞬间咯噔一下，原来当年的事根本不是课本里说的那么简单。 爱泼斯坦案的层层曝光，让全世界看到了权贵阶层背后藏着的黑暗，那些被诱骗、被伤害的未成年女孩，那些被权力掩盖的罪恶，看得人脊背发凉。 而当我们带着这份认知回头看百年前的义和团运动，心里难免咯噔一下，小时候课本里说义和团喊着“洋鬼子挖小孩心肝”是愚昧迷信、随口造谣，可如今再细想，哪有平白无故的民间愤怒，那些被简单定性的“谣言”，或许藏着当时老百姓说不出来、也没人愿意听的委屈与真相。 晚清的中国，国门被洋枪洋炮轰开，西方传教士跟着列强的脚步涌入中国，他们借着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在各地建教堂、收教民，看似传播信仰，实则不少人成了列强侵略的“先头兵”。 那时候的传教士，并非都是心怀善意的布道者，不少人利用特权侵占百姓土地、干涉地方司法，教民借着教会的势力欺压乡里，普通百姓受了委屈，找官府说理，官府却因为惧怕洋人不敢管，这种无处伸冤的憋屈，一点点攒成了民间对洋人的怨恨。 而当时教堂里的育婴院，更是成了矛盾的焦点，因为医疗条件落后、管理混乱，不少收养的孩子夭折，可老百姓看不到真相，只看到孩子进了教堂就没了音讯，再加上教会对内部事务的封闭，各种传言自然就传了开来。 与其说“挖小孩心肝”是谣言，不如说是底层百姓用最朴素、最极端的语言，表达对教会特权的恐惧和不满，这份情绪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压迫逼出来的。 就像爱泼斯坦案里，那些受害的女孩大多出身贫穷、缺少关爱，被爱泼斯坦及其同伙用金钱、诱惑哄骗，陷入魔窟后还被全天候监视，求助无门。 而百年前的晚清百姓，面对的是比爱泼斯坦更强大的“特权集团”，列强的坚船利炮、传教士的条约庇护、官府的软弱无能，层层叠加之下，他们没有发声的渠道，没有维权的途径，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反抗。 义和团的刀枪或许简陋，口号或许粗糙，但他们的愤怒是真实的，就像如今爱泼斯坦案的受害者敢于站出来控诉一样，都是被压迫到极致后的本能反抗。 只不过义和团身处的时代，没有媒体曝光，没有司法审判，他们的反抗只能被贴上“愚昧”的标签，而那些洋人的罪恶，却借着列强的胜利被轻轻掩盖。 无论是百年前的传教士特权，还是如今的爱泼斯坦案，背后都是权力和资本对底层民众的欺压，都是“强者”对“弱者”的肆无忌惮。 爱泼斯坦能凭借财富和人脉，打造出专供权贵享乐的“萝莉岛”，让无数未成年女孩受害，还能在2008年靠着认罪协议轻判，背后是美国政商界的层层包庇；而晚清的传教士能在中国作威作福，背后是列强的军事威慑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 这两件事隔着百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当权力和资本失去约束，就会滋生黑暗，而底层的弱者，往往是最先被伤害的人，他们的声音要么被无视，要么被抹黑，直到积怨爆发。 我们当然不能说义和团的所有行为都是正确的，他们的盲目排外、极端行为确实造成了一些无辜的伤害，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但我们更不能简单地把他们的愤怒归为“愚昧”，把他们的诉求归为“谣言”。 就像爱泼斯坦案让我们明白，不能只看表面的光鲜，更要看到背后的黑暗一样，看待义和团运动，也不能只盯着那些看似荒唐的口号，而要看到口号背后的时代悲剧。 百年前的老百姓，面对的是国破家亡的危机，是无处伸冤的压迫，他们的反抗或许笨拙，却藏着最朴素的爱国心和求生欲。 从爱泼斯坦案到义和团运动，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民间的情绪从来都不是空穴来风，那些被轻易否定的“传言”，那些被简单定性的“愚昧”，往往藏着被忽略的真相。 对待历史，我们不能用非黑即白的眼光去评判，对待现实，我们更要警惕权力和资本的失控。只有正视弱者的声音，约束强者的特权，才能不让百年前的悲剧重演，也才能不让爱泼斯坦式的黑暗继续隐藏在阳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