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我倾向于认为，纬书产生的主要动力来自民间一般知识与技术的自我提升与自我整合；不过，也不否认这里有精英向民间吸取知识与技术的可能。精英思想与一般知识自从分化以来，并不是截然分道扬镳，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常常在互动中发生着种种交流。方术与阴阳五行理论、天文地理知识在交融，儒家学说与阴阳五行理论、天文地理知识也在交融。在阴阳五行理论、天文地理知识这一普遍的文化土壤中，精英思想与一般知识都找到了它们的共同背景，在这种背景中互相靠拢。董仲舒以后逐渐发展的儒学，一方面凭借官方承认的儒家经典地位与教育传承责任，稳稳地确立了正统地位；一方面在经典知识之外，挪用着包括纬书在内的各种知识与技术。通常，人们都以为《汉书•艺文志》不录纬书；但是细细搜检，仍有许多来自纬书的知识与技术被经书系统所汲取。……所以，前引魏相、翼奉、匡衡、萧望之、丙吉等士大夫学者或官僚，才对阴阳灾变有如此的兴趣与信仰；而到了《白虎议奏》与《白虎通》的时代，这种汲取与采纳已经不再是问题，而纬书之学已不再是“他者”。于是，在纬书之学渐渐取得正统和主流认同的时候，它也就在这种认同中，丧失了存在的意义。所以说，纬学之盛达到顶点，却也正是它衰亡的开始：当儒生们把它的阴阳五行理论与天文历算知识嫁接到正统与主流意识形态中，它就只剩下原本的数术方技一类东西；在理智的学者的激烈批评中，渐渐退潮，又回归到了民间即原来的起点。（《中国思想史：1895年以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pp.4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