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5岁的火箭专家杨南生娶了29岁的张严平，张严平的父母不同意，不料，当她父母知道杨南生的身份后，惊呆了 一九八六年夏天，山东小院一下静得出奇。 女儿在电话里说要结婚，对方在西安，六十五岁，比她大三十六岁。父亲把话筒往桌上一放，闷声问了一句，怎么会想到跟这样的人过日子。 在那一代人的观念里，婚姻得讲门当户对，至少年纪要相仿。 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姑娘，非要嫁给一个过了花甲的男人，在长辈看来几乎等于拿一辈子去试险。北京的新华社领导也犯难，还托人去陕西打听，得到的结论很简单：清清白白干了一辈子科研的老工程师，工资普通，住在简陋老屋里，唯一的“问题”就是太老。 同事们一边敲稿子一边议论，有人说是难得的真爱，有人摇头，说不是那老人有钱，就是这姑娘太天真。吵归吵，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两个人还是在西安领了证，在杨南生住了几十年的老屋里摆了几桌饭。 屋子墙皮斑驳，桌椅发白，北京来的朋友一脚跨进门，脱口而出四个字，家徒四壁。 婚礼没什么排场，菜是朋友从各家端来的，几盘一拼就是一桌，院子里剪几枝玫瑰插进玻璃瓶里当喜花。没有车队，没有礼炮，没有摄影棚，只有一屋子熟人围着新人笑。 杨南生有些局促，却一直眯着眼乐，张严平脸红得厉害，心里却稳得很。 父母那口气压在心里，过了好一阵才松开。 后来有从部队、研究院回来的熟人说起，他们才知道，这个看着清贫的老人，大半辈子不在城市灯火下，而是在内蒙古戈壁和陕西秦岭深山里折腾火箭。一九五零年，他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推掉国外宽松体面的岗位，带着周恩来签字的任命书回国，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搭班子、建试验场。 此后几十年，他带队弄出了中国第一台复合固体火箭推进剂发动机，又为东方红一号卫星提供第三级固体火箭发动机，还攻下了潜射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的两级固体火箭发动机。 行内人说起他，很自然地加一句，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奠基人。等父母把这些事一点点拼起来，心里那股抗拒慢慢变成难以置信。 张严平最早见到他，还只是把他当作一个“难对付的采访对象”。 一九八四年春天，全国“两会”在北京开，她作为新人记者被派去采访西北代表，名单上写着“科学家杨南生”。她准备了一肚子关于科研的提纲，两个小时聊完，关于工作只得到几句原则性的话。 其余时间，他都在讲音乐、诗歌和小说，还认真追问，这一代年轻人爱听什么，爱看什么，对什么事情最有火气。 会期那几天，两人一有空就在代表团驻地散步，他讲西南联大的清苦与自由，讲在英国读博时怎么一点点想明白要站在哪一边，也讲自己的两个孩子和早逝的妻子。原本生硬的采访对象，突然变成一个有故事、有脾气的人。 感情就在这样的闲聊里发芽，对她来说，他不像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更像一个精神头一直往上长的人。对他来说，账却算得很细。 会议结束，两人改用书信往来，他在信里一条条写下这段感情要面对的难关：父母的反对，同事的议论，两地分居的消磨，自己年纪已过花甲，随时可能先走一步。 相差三十多岁的婚姻，从常理上确实说不圆。 他在信里写得冷静，甚至问自己，会不会是在害这个真正爱着自己的人。可写到最后，又总忍不住加上一句，很爱你，就这样在理性和深情之间来回拉扯，终究谁也没松手。 结婚第三年，他调入北京，在航天部工作，两个人总算不再隔着几千里。 张严平也不算传统意义上的“贤惠太太”，做饭一般，家务马虎，他看在眼里，当宝一样护着。出门遇见谁，他都要郑重介绍，这是爱人，是记者。单位里，年轻人渐渐发现，他对人宽，对事严，出了问题先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有成绩就让晚辈出头。 不少同行心里明白，以他的贡献，评两个院士不过分，如果早一点评“两弹一星元勋”，名单里很难绕开他。现实偏了方向，他在科学问题上说话太直，对不合规矩的安排从来不糊弄，得罪了少数人，荣誉和名分最后从他身边拐弯走了。 他自己却看得很轻，只说干活又不是为了那几个称号，只要做的东西能让国家硬一点，这一辈子就没白忙。 名利看得轻，他把力气更多放在精神世界。 工资扣掉吃穿，剩下的常常拿去买唱片和书，诗歌、小说、古典音乐填满他漫长的夜晚。在他眼里，一个人哪怕什么都没有，只要还能听到喜欢的曲子，就还有力气往前走，这样的想法，也一点点留在了她心里。 真正把他推向老年的，是身体。 八十五岁之前，他走路带风，张严平常常追不上，八十七岁那年，腹主动脉瘤突然出现，大手术勉强把命拉回来，人一下虚了。老楼没有电梯，每次去医院都得一点点挪下楼，再慢慢挪上来，后来他长期卧床，家里请了护工，这个一辈子习惯自己扛的人，总觉得添了人家的麻烦，嘴边离不开那句辛苦了。 二零一三年三月五日，这个在戈壁和深山里熬过大半辈子的老人，走完九十二年，在遗嘱里留给妻子的几句话很短，只叮嘱她好好活下去，继续去寻自己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