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深夜，当了叛徒的葛海禄突然性瘾大发，便偷偷从样子沟下屯来到上屯想抢几名村妇作乐。谁知道，还没走到地方，远处的一点火光就吸引了他的注意。 1938年10月那个晚秋的深夜，风冷得像刀子。葛海禄此时正处于一种极为猥琐的亢奋中。这个受过日军特务训练的男人，并没有在琢磨什么大战略，脑子里全是下半身那点事儿。 他偷偷溜出队伍，从样子沟下屯摸向上屯，想去猎艳——或者更直白点说，去糟蹋个姑娘。 也就是在这条因为私欲而走的夜路上，他撞上了那个改变历史的瞬间。远处的一点火光刺进了他的视线。对于普通人，那可能只是猎户的野火。 但对于葛海禄这种在泥地里练过潜伏、熟悉抗联一切生活习惯的叛徒来说，那个信号太刺眼了。 他太清楚了，零下几十度的天，战士们那是冻得受不了在烤火。火光意味着渡口，意味着那是乌斯浑河西岸，意味着抗联第五军第一师就在那儿。 这个前抗联副官的脑子里迅速算出了一笔账：这哪里是火光，分明是皇军那里沉甸甸的赏金。 他连裤腰带都没解，转头就跑。这情报一路从他嘴里，传到了日军小队长桥木那里，又立刻捅到了熊谷大佐的案头。 原本安静的夜瞬间炸了锅，一千多个日伪军，拖着迫击炮和重机枪，像一群闻到血腥味的狼，在夜色掩护下把那个只剩一百多人的残部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根本不是一场战争，这在数学上就是一次屠杀。一边是一千多精锐加上重火力，另一边是一百多个连日征战、吃草根啃树皮的疲兵。当天色微亮，枪声炸响的时候，日军指挥官以为自己赢定了。 但他们算漏了一个变量。在河边的柳条丛里，趴着八个女人。那是早已被打散的妇女团仅存的骨血。指导员冷云二十三岁，最小的王惠民才十三岁。她们的位置很隐蔽，如果不动，日本人根本发现不了。 这是个绝佳的生路，只要缩在草丛里，等大部队被歼灭或者突围，她们或许能活。但冷云做出了一个让日本人到死都想不通的决定。她下令开火。八支枪，几颗手榴弹，硬是打出了主力部队的气势。 那一刻，日军的指挥系统乱了。他们以为中了埋伏，把所有重火力都调转过来，疯了一样地向这片柳条丛倾泻弹药。就是这一个时间差，抗联主力抓住了死缝里的一线生机，撕开缺口冲了出去。 剩下的画面，惨烈得让人不敢细想。子弹打光了，身后是暴涨的乌斯浑河——满语里意思就是“凶狠的河流”。日本人停火了，开始喊话劝降，想抓活的。冷云的回应很简单，她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硝烟散去，八个身影砸碎了手里的枪。她们互相搀扶着，像是要去赴一场盛大的约会，一步步走进了冰刺骨髓的江水里。 河水没过了十三岁孩子的头顶，没过了二十三岁姑娘的肩膀。两天后，在这个距离牡丹江口两里的地方，人们找到了五具遗体。 这时候我们再回头看看葛海禄。这种人的可怕之处，不在于他手里有枪，而在于他脑子里有“地图”。 他和那个逼死杨靖宇的程斌、张秀峰是一路货色。他们不需要雷达，因为他们太熟悉战友了。 这帮叛徒知道战友在哪儿生火，知道密营藏在哪座山坳，甚至像程斌那样，听个枪声就知道是不是杨靖宇在开火。 正是这种致命的“熟悉”，让日本人干成了过去几年都干不成的事——精准摧毁抗联的生命线。 你想想看，杨靖宇牺牲时，胃里剖出来只有棉絮和草根，那是人过的日子吗？那个日本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看到这一幕时精神直接崩塌了。 他留下遗书说“中国有这样的军人不会亡”，然后毒死全家自杀。这是来自敌人的最高敬畏。 而那些叛徒呢？他们的下场很“狼狈”。赵廷喜1946年就被毙了，就在杨靖宇坟前。程斌1951年吃了枪子儿。 葛海禄也没跑掉，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公审枪决。历史这笔账，虽然有时候算得慢，但从来不会算漏。 如今我们坐在2026年的暖气房里，很难想象那种极端的冷。但每当翻开这段历史，你总能感觉到一种滚烫的东西。 那是八个柔弱的女性，在冰冷的江水里，用生命给那个民族的至暗时刻，烧出的一团永不熄灭的火。 信息源：《杨靖宇将军的最后时刻》人民网党史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