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杜月笙，人人都道他是青帮大亨、海上闻人，可少有人知道，撑起他偌大场面、管着万贯家财、最懂他银钱与人心账目的，是一位名叫黄国栋的账房先生。 这位从浦东老城厢走出来的年轻人，跟着父亲黄文祥走进杜公馆，一待就是二十余年，成了杜月笙最信任的内务总管，也成了那段风云岁月最贴身的见证者。 黄国栋生于1910年，他家与杜月笙的缘分，早在杜月笙发迹前就结下了。 黄国栋的父亲黄文祥，早年在十六铺张恒大水果行学生意，是杜月笙的同门师兄。 那时的杜月笙还是个不安分的水果摊学徒，因为生性活络、无心守摊，被水果店辞退，一度在十六铺街头流浪。黄文祥念及同门情分，暗中将一些品相稍差的水果低价批给杜月笙，让他摆小摊勉强糊口。 这份雪中送炭的情义，杜月笙记了一辈子。 1925年，杜月笙离开黄金荣自立门户，第一件事就是请黄文祥来做杜公馆的总账房，掌管全家的银钱出入、产业账务。 年仅十五岁的黄国栋，也跟着父亲住进了华格臬路的杜公馆，从学徒做起，跟着父亲学习打理账务，耳濡目染着杜月笙的为人处世与江湖规矩。 1935年，黄文祥中风离世，杜月笙当即让黄国栋接任总账房，那年黄国栋不过二十五岁。 在杜公馆，账房先生从来不是简单的记账先生，杜家产业遍布烟赌、航运、银行、工商各业，每日银钱流水数以万计，人情往来、救济施舍、官场打点、江湖应酬，全都要从账上走，更要合着杜月笙的心意。 黄国栋心思缜密、做事稳妥，把杜公馆的账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大到银行存取、产业投资，小到佣人薪水、孤老救济，每一笔都清清楚楚，从不出错。 黄国栋在杜月笙身边待了二十几年年，他常跟人说，杜月笙一辈子信的不是银钱，是交情，“钞票用得光，交情总归用不光”，这句话是杜月笙的口头禅，也成了黄国栋打理账务的准则。 杜月笙做人最讲“吃亏是福”，赌场里有赌客被地痞“剥猪猡”，丢了钱财还失了体面，赌场生意一落千丈，杜月笙不打不杀，反而把那些地痞头目请来，让他们做赌场保镖，发饷金、给奖金，既平息了乱象，又把敌人变成了帮手。 公共租界的沈杏山与黄金荣为毒品生意水火不容，黄金荣要除掉沈杏山，杜月笙却主动调和，分利润、结亲家，化敌为友，让上海滩的江湖少了几分血光，多了几分体面。 黄国栋还亲口讲过杜月笙与梅兰芳的交往旧事。 1937年上海沦陷，日本人威逼梅兰芳登台献艺，梅兰芳宁毁艺术生命，也不肯折民族脊梁，索性留起胡须，彻底封箱，断了演出生计，一度要靠变卖字画度日。 杜月笙得知此事，便托中间人专收他的画作，出价远超市价，却始终隐瞒自己的身份，只说是外地客商求购。 黄国栋清晰记得，梅兰芳曾画一幅《春意图》标价五十大洋，杜月笙立刻让他送去二百大洋，反复交代不可透露半分实情。 黄国栋后来回忆，杜月笙常说，梅先生是伶界大王，更是中国人的骨气，纵使帮援也不能失了他的体面。 除了梅兰芳，黄国栋还讲过杜月笙与钱新之的故事，这位银行家起初看不起帮会出身的杜月笙，直言让他远离烟赌，杜月笙非但不恼，反而在他有难时仗义出手相帮，最后钱新之成了杜月笙办银行的智囊。 还有杨树浦鱼市场官办亏损，杜月笙接手后，不搞强权，不换班底，只是改官办为官商合办，吸纳中小鱼场老板入股出力，短短数月就让鱼市场起死回生，让一向看不起他的实业家王晓籁心服口服。 在黄国栋的记忆里，杜月笙从不是蛮横流氓，而是最懂人心、最会做事的江湖智者，他的每一笔银钱支出，都不是挥霍，而是投给人情、投给未来。 抗战时期，杜月笙出钱出力，上海抗战后援会的办公经费他全额垫付，捐款到账后分文不取，全部捐给前线；得知八路军急需防毒面具，他立刻筹款购买一千套荷兰进口面具，按时送到指定地点。 黄国栋见过杜月笙为了民族大义倾囊相助，也见过他对贫苦百姓的恻隐之心，杜公馆每月都有凭“善折”领救济金的孤老，大多是租界巡捕、底层百姓的家属，少则十元，多则五十元，十几年从未间断，这些都是黄国栋亲手发放的。 1949年，时局动荡，杜月笙远赴香港，黄国栋留在上海。 临走前，杜月笙拉着他的手，叮嘱他照顾好杜家旧部，还给他留下三封书信，让他在危难时找廖承志、盛丕华、潘汉年求助。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曾是杜月笙的总账房，黄国栋被下放青海劳改，长达十余年。 在西北的戈壁上，他吃尽苦头，却从未抱怨过杜月笙，也从未说过一句诋毁的话，他始终记得，杜月笙待他如家人，所以他一辈子守着“情义”二字。 七十年代末，黄国栋回到上海，历经磨难，无怨无悔，后来他加入民革，还担任了区级政协委员，有人问起杜月笙的往事，他总是娓娓道来，不夸大、不贬低，只讲那些真实的江湖与人情。 他说，杜月笙一辈子没读过多少书，却吃透了做人的道理，让人一尺，天宽一丈，看似吃亏，实则赢了人心。 1990年代，黄国栋在上海离世，走完了他与杜月笙、与上海滩江湖相伴的一生。 他没有万贯家财，没有显赫名声，却用一辈子的忠诚，守着杜公馆的一本账，也守着一段民国江湖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