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淡出北洋官场、在上海爱多亚路挂牌执业的章士钊，正陷于生计窘迫的境地，这位曾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的饱学之士，虽以律师为业，却因不愿趋炎附势而门庭清冷。 那时候上海滩的律师事务所遍地开花，街头巷尾总能看见挂着烫金牌匾的门脸，可章士钊的事务所门口总是静悄悄的。不是他没本事——当年他在北洋官场摸爬滚打二十年，起草过《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跟梁启超、杨度这些大人物都坐而论道过，连胡适都说他是“学界最有辩才的人”。可偏偏这律师行当，讲究的是“案源靠人脉，输赢看关系”，他偏不按规矩来。 有回法租界一个富商被控诈骗，托人塞给他一箱银元，求他在法庭上“睁只眼闭只眼”，他当场把银元推回去，说：“我章某人的笔，只认得法律条文，不认得钱袋子。”结果案子判下来，富商入狱，他倒落了个“不识抬举”的名声，找他打官司的人更少了。 章士钊不是不懂变通，他太清楚自己要什么。早年在日本留学时，他就跟着黄兴搞革命，后来进北洋政府，本想借一官半职推行法治，可眼看着段祺瑞为了权力拉帮结派，曹锟为了选总统公然贿选，他心凉了。 1926年辞了教育总长，他说“宁肯卖文换米，也不与浊流同污”，可真到了靠本事吃饭的时候，才发现文人风骨在市井里有多“硌硬”。有次他去菜市场买豆腐，摊主认出他，好心少收两文钱，他急得直摆手：“我章某人穷归穷，不能占小便宜，你这豆腐多少钱，我照付。”摊主叹气：“您这样的好人，怎么混成这样？”他苦笑一声，没接话。 转机出现在1932年。那年杜重远在上海办《新生》周刊，因为刊发《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驻沪领事馆告了，罪名是“侮辱友邦元首”，案子闹到江苏高等法院，主审法官知道这案子敏感，谁都不敢接。杜重远急得团团转，朋友提醒他：“找章士钊试试，他敢说真话。”章士钊一开始犹豫——他知道这是块烫手山芋，日本人盯着呢，弄不好要掉脑袋。 可当他翻开卷宗，看见“言论自由”四个字被堂而皇之写在被告的罪名里，想起自己在东京留学时，亲眼见过留学生因为骂清政府被抓，忽然就红了眼。他对杜重远说：“这官司我接定了，哪怕输了，也得让他们看看，中国人还有不怕死的读书人。” 法庭上，章士钊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站在辩护席上，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新生》周刊的文章只是批评日本天皇的统治，并非侮辱人格。 如果说批评就是侮辱，那全世界的新闻记者都得蹲监狱。”检察官打断他：“日本是我们的友邦，侮辱友邦元首就是破坏邦交！”他提高声音：“邦交靠的是平等尊重，不是卑躬屈膝。如果为了邦交就放弃法律尊严，那我们和亡国奴有什么区别？”台下坐着的旁听者，有学生、有记者，还有几个穿西装的洋人，都攥着拳头，有人偷偷抹眼泪。 这案子拖了三个月，从地方法院打到最高法院，章士钊每天熬夜查资料，写辩护词，烟抽了一根又一根，手指头都被烟熏得发黄。有天深夜，他刚写完最后一页辩护词，妻子吴弱男端来一碗热粥，轻声说：“歇会儿吧，天都亮了。”他抬头看她，眼角的皱纹比十年前多了不少，心里一酸，说：“若是我有个三长两短，你要带着孩子回娘家，别再受我牵连。”吴弱男没说话，把粥碗往他手里塞，转身时背挺得直直的——她是著名女权运动家，当年跟章士钊一起办《民立报》，什么风浪没见过？ 最后案子判下来了，杜重远被判一年零两个月，可判决书里明明白白写着“言论自由应受保护”，日本方面虽然不满，却也没法再闹。消息传开，上海的报纸都登了，有人说“章士钊是条汉子”，有人说“这下他该有案子了吧”，可实际上，来找他打官司的还是不多——那些有钱有势的主儿，还是觉得他“太轴”。不过章士钊不在乎，他说：“我当律师不是为了发财，是为了给法律争口气。只要有一个人因为我的辩护得到公平，我这辈子就没白活。” 后来有人问他，后悔过接那个案子吗？他坐在书房的藤椅上，翻着一本线装书，说：“后悔？我章士钊这辈子做过的事，没几件是后悔的。当年在北洋官场，我后悔过；现在当律师，我不后悔。因为我知道，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不然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