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老红军黄明生返回宁都老家探亲，却四处找不到亲人了，最终，在当地干部的率领下，在一处破庙找到了黄明生的瞎妹妹，此时，黄家妹妹已经嫁给了一个老乞丐，靠着在街头卖唱为生。 黄明生是1930年参加红军的，那一年他才17岁，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爹娘把他送到红军队伍里，说是“跟着红军能吃口饱饭”。没想到这一走就是19年，他从战士一步步升到连长，参加过五次反“围剿”，走过长征，还在陕北打了好几年仗。 这些年他写过几次信回家，可每次都是石沉大海——不是邮差找不到地址，就是家里的房子早就被国民党烧了。直到1949年进城当了干部，他才攒够假期，背着一袋小米回了宁都。 可到家一看，村子里全是陌生的面孔。当年的土坯房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几间歪歪扭扭的草屋，老人们摇头叹气：“你家早就没人啦，听说你爹娘在你走的那年就饿死了，妹妹被人拐走了。”黄明生腿一软，差点栽在地上，摸出怀里的全家福照片，那是出发前妹妹拽着他胳膊拍的，照片上的妹妹扎着两个羊角辫，眼睛亮得像星星。他咬着牙问：“妹妹叫啥名？多大年纪？”老人们回忆半天：“好像叫黄招弟，比你小三岁，小时候得过天花，眼睛不太好……” 当地干部看他急得满头汗，赶紧派人去打听。第三天傍晚，几个人领着他往城郊走，路过一座破庙时，听见里面传来凄凉的歌声——“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挂红灯……”推开门，昏暗的油灯底下，一个瞎眼的女人抱着一把破二胡，旁边坐着个头发花白的老乞丐，正给她剥花生。 女人听见动静，停下歌声：“谁呀？”干部上前一步：“招弟，你看是谁来了？”女人愣住，伸手摸向对方的脸，摸到脸上那道从左眉到右脸颊的疤——那是长征时被树枝划的，她突然哭出声：“哥！是你吗？” 黄明生紧紧抱住妹妹，眼泪砸在她肩膀上。招弟告诉他，爹娘死后，她被村里的一个地主婆卖给了一个货郎，货郎嫌她眼睛不好，转手又把她扔给了这个老乞丐。老乞丐姓王，是个孤老头，见她可怜，就把她捡回来当媳妇。 这些年他们住在破庙里，白天讨饭，晚上卖唱，招弟的眼睛越来越看不见，二胡还是老王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黄明生听完，拳头攥得咯咯响，可看着妹妹脸上的笑容，又把火气压下去——至少她还活着，还有个人陪着她。 第二天，黄明生带妹妹去县城的医院检查眼睛。医生说：“拖得太久了，视神经坏死，治不好了。”招弟听了，反而笑了：“没关系，反正我本来就看不清，现在有老王陪着，还能卖唱挣口饭吃。”黄明生看着妹妹粗糙的手，想起当年她给自己纳鞋底的样子，心里像刀割一样。 他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在城里租了两间小平房，把妹妹和老王接过去住。老王起初不敢去，怕自己脏了屋子，黄明生拍着他的肩膀说：“咱们都是苦出身，以后就是一家人。” 可日子没那么容易。老王年纪大了，干不了重活，招弟眼睛看不见，做饭都得摸半天。黄明生每个月发了工资，除了留下自己的生活费，剩下的全给他们。有次他加班晚了，回家看见妹妹蹲在厨房门口哭，手里拿着半袋米——老王出去讨饭，被人当成骗子打了，米也被抢走了。 黄明生把妹妹扶起来，擦干净她的眼泪：“别怕，哥养你们。”那天晚上，他坐在院子里抽烟，看着天上的月亮，想起长征路上啃树皮的日子，想起牺牲的战友，忽然觉得鼻子发酸——自己当年拼命打仗，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吗？可现在…… 1950年冬天，老王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招弟每天给他熬药，可药罐子里的药渣越来越少——黄明生把工资都用来买补品了，实在没钱抓药。 老王拉着黄明生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娃啊，我对不起你妹妹……”黄明生打断他：“别说这话，你把她照顾得好好的，比亲哥哥还强。”老王笑了，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流，没几天就咽了气。招弟趴在老王身上哭了三天三夜，嗓子哑得说不出话。 后来，黄明生在县民政局给招弟申请了五保户补助，还托人给她找了个盲人按摩的活计。招弟学不会，总说“我笨手笨脚的”，黄明生就握着她的手，一遍遍地教她认穴位。有次招弟按着按着，突然说：“哥，我好像看见太阳了。”黄明生抬头看窗外，阳光正照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睛虽然还是闭着的，可嘴角却扬得很高。他摸了摸妹妹的头，说：“会好的，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黄明生常跟人说，他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妹妹。可招弟不这么想，她说：“哥，你当年去当红军，不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穷人能过上好日子吗？现在我能吃饱饭，有地方住，还认识了老王，值了。”黄明生听了，总是沉默很久——他知道自己欠的不是一顿饭、一间房，而是19年的时光，是那些本该一起度过的春节，是妹妹第一次嫁人生子时他不在身边，是父母去世时他没能送终。可他更知道，妹妹能活下来，能笑着面对生活，就是对他最大的安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