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军侵华，有几个点长期都被国人或者公知有意识忽略：1：日军不是在战事紧张遭遇严重抵抗的情况下才被迫使用毒气弹，而是从一开始就使用。不仅仅是针对前线部队，对于后方平民哪怕是己方占领区没有游击队的平民也是无差别使用。 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行铁证如山。早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20天，日本参谋本部就下达命令，允许部队在适当时机使用催泪性毒气。此后，这种违反国际公约的行为迅速成为日军常规手段，从战争一开始就系统投入战场。这充分暴露了侵略者的凶残本质和对中国人的极端蔑视。 石井四郎是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即731部队的负责人，同时主导化学武器与细菌武器的研发。他1892年出生于千叶县，早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后进入陆军军医学校深造。受一战欧洲战场影响，他痴迷于化学和细菌武器，认为这类武器能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大杀伤。 1930年代初，日本军部在哈尔滨平房区建立实验基地，石井四郎出任负责人。他带领队伍从催泪剂起步，逐步扩展到芥子气、路易氏气等剧毒物质。基地内，中国平民和抗日人员被当作实验对象，遭受活体毒气测试。 石井四郎监督实验过程，记录毒剂浓度对人体的破坏数据，用于优化武器设计。他与516部队等化学战单位协作，后者负责毒气弹生产与填充。这些活动直接支撑日军在中国战场大规模投放毒气。石井四郎主导的部队不断扩大，在东北寒冷环境下反复测试毒剂效能，直至日本投降前销毁部分设施。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参谋本部授权使用催泪性毒气，此后化学武器成为日军必备装备。1937年8月淞沪会战中，日军炮兵阵地发射催泪弹和喷嚏性毒气弹，毒烟扩散导致中国士兵眼睛刺痛、咳嗽不止、喉咙灼烧，许多人丧失战斗力。 日军趁势推进。这种投放从开战之初就有计划实施，并非因抵抗激烈才启用。日本大本营层层下达命令，允许扩大到呕吐性和窒息性毒剂。 在占领区，日军对平民实施无差别毒气攻击。士兵将毒剂筒投进民宅、水井、粮仓，造成整村中毒。即便村庄无游击队活动，他们仍投放毒气，以节省兵力快速清理区域。在“无人区”政策下，日军用毒气抹平村庄，毒剂残留继续危害幸存者。 整个侵华期间，日军使用化学武器超过2000次，覆盖18个省区，中国军民中毒伤亡超过10万人，其中大量为后方平民，他们未参与抵抗，却承受最残忍毒害。日军在华北“扫荡”中反复使用此法，毒气战贯穿始终。 日本投降前，日军为销毁罪证，将大量毒气弹就地掩埋或投入江河湖泊。这些遗留武器成为持久祸害。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施工、耕作中频发中毒事件，黑龙江、吉林等地受害最多。 2003年齐齐哈尔“8·4”事件中，工地挖出锈蚀金属桶，芥子气泄漏，43人中毒住院，1人死亡。受害者皮肤溃烂、眼睛灼伤、呼吸道损伤。其他地方也多次发生儿童、农民接触遗弹后皮肤腐烂、呼吸衰竭的惨剧。这些毒剂锈蚀泄漏，污染土壤水源，危害几代中国人。 石井四郎等罪魁逃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在美国庇护下继续活动。他将实验数据交给美方，换取免于起诉。石井四郎返回日本，从事医疗工作，直至1959年因喉癌病死。 侵略者的罪行虽未彻底清算，但中国人民铭记这段血泪历史。日军从战争伊始就使用毒气、对平民无差别施放的事实，彻底暴露军国主义反人类本质。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任何否认历史、歪曲事实的企图都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