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东京，明治大学的校园里，一个名叫汤克勤的浙江青年正为学费与前途一筹莫展。 他本是浙江武义的乡村教师，怀揣从军梦远赴日本，却因经济窘迫一度辍学，甚至靠经营小杂货铺维持生计，最终负债累累濒临破产。 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经同乡引荐，他结识了国民党浙系军政大佬陈仪。 陈仪见他身材魁伟、谈吐有大志，又得知他倾心军事，当即慨然相助，不仅为他清偿债务，还每月从薪水中拿出五十块大洋作为生活费，更保荐他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攻读陆军。 为感念这份再造之恩，汤克勤特意改名汤恩伯，也正是在这段留日岁月里，他在日本结识了陈仪的义女王竞白。 王竞白出身浙江嵊州商贾世家“王同兴”，自幼父母双亡，被陈仪收为义女，远赴日本接受新式教育，娴雅知礼、眼界开阔，是那个年代少见的独立女性。 汤恩伯初见王竞白，便被她的才情与温婉打动，而王竞白也倾心于他的壮志与热忱。 两人的恋情，得到了陈仪的全力成全，陈仪视汤恩伯如子，不仅为他铺就仕途，更将义女的终身托付于他。 1926年汤恩伯学成归国，为了迎娶王竞白，他带着三百块银元匆匆返回浙江永康老家，强硬逼迫原配马阿谦离婚，全然不顾马阿谦已为他生下长子汤建元的情分。 同年，汤恩伯与王竞白在上海举行婚礼，陈仪亲自主持，这场婚事成了汤恩伯人生跃升的关键跳板。 婚后的王竞白，凭借娘家的经商经验，协助汤恩伯在长沙、上海等地开设鼎泰公司、福民商行等产业，打理家事井井有条，先后为汤恩伯生下长女汤国梅、次女汤国兰、三女汤国芳、幼子汤建平，一家人曾度过一段安稳和睦的时光。（下图即为这一时期一家合影） 汤恩伯在陈仪的一路提携下，从黄埔军校教官起步，历任师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抗战时期参与南口战役、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等诸多硬仗，逐渐成为手握重兵的“中原王”。 他对王竞白呵护备至，对陈仪更是毕恭毕敬，家中常年设专席款待陈仪。 王竞白沉浸在家庭的温情中，坚信义父与丈夫情同父子，自己嫁得良人，此生安稳无虞，却不知权力与野心，会将一个人篡改的面目全非。 1948年底，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浙江省主席陈仪眼见战火涂炭，决心效仿傅作义，策划和平起义，作为自己最信任的义子兼女婿，手握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兵权的汤恩伯，成为陈仪起义计划的核心依托。 1949年1月27日，陈仪特派外甥丁名楠携带亲笔密信赶赴上海，信中明确提出停止修筑工事、释放政治犯、配合解放军渡江等起义条款，推心置腹劝汤恩伯共赴大义。 汤恩伯当面满口应允，信誓旦旦表示追随义父，可转身之后，他便将密信内容与陈仪的起义计划，原封不动密报给蒋介石。 1949年2月21日，陈仪从杭州抵达上海，尚不知自己已被出卖，还在期盼与汤恩伯商议起义细节，当晚便被秘密控制，随后押解至衢州监禁，4月被送往台湾基隆要塞司令部囚禁。 消息传回南京家中，王竞白如遭五雷轰顶，她冲到汤恩伯面前，厉声质问他为何忘恩负义，汤恩伯低头沉默，只能以“身不由己”敷衍辩解。 1950年5月，毛人凤向蒋介石呈上《诛陈十利留陈十弊》手书，力主杀陈儆百，蒋介石亲下手谕“枪决可也”。 6月7日，汤恩伯曾致函蒋介石为陈仪求情，蒋介石仅批一个“阅”字，连面都拒绝见他。 6月18日，67岁的陈仪在台北马场町刑场高呼“人死，精神不死”，慷慨就义。 陈仪的死，彻底碾碎了王竞白对婚姻的所有期待，她在家中悄悄设下灵堂，身着素服焚香祭拜，对着义父牌位发誓，此生与汤恩伯恩断义绝。 1950年秋，王竞白不顾汤恩伯的百般阻拦，收拾行囊带着汤国梅、汤国兰、汤国芳与汤建平四个子女，毅然离开台湾远赴美国，断绝了与汤恩伯的一切联系，仅将四女汤国丽留在台湾交由旁人照料。 失去妻子与子女的陪伴，又背负着卖师求荣的千古骂名，汤恩伯在台湾的境遇一落千丈。 蒋介石鄙夷他的背叛，对他处处提防，不再赋予实权；国民党同僚耻其为人，纷纷与之疏远；1953年他53岁生日，原本计划设宴庆贺，最终因无人捧场被迫取消。 因为长期忧郁、恐惧，汤恩伯的身体很快垮掉，1951年查出胃溃疡与十二指肠肿瘤，台湾医院因蒋介石授意，不敢轻易收治，中药铺抓药都要被严格登记，他曾悲愤感叹：“我的病在台湾治不好，要治病只有到国外，总裁又不同意，只有等着死！” 1954年4月，汤恩伯的十二指肠肿瘤恶化，医生确诊为癌症，建议立即赴国外手术。 经多方周旋，蒋介石终于批准他赴日就医，却仅特批三千美元治疗费。 5月26日晚，汤恩伯搭乘飞机前往东京，进入庆应义塾大学医院治疗，前两次手术勉强成功，第三次手术却因输血失误出现严重医疗事故，6月29日深夜，汤恩伯在手术台上撒手人寰，终年54岁。 远在美国的王竞白得知汤恩伯的死讯后，没有半分悲痛，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这是报应，终于来了。”她始终没有出席葬礼，也没有让子女为他送终，用一生的决绝，祭奠了被背叛的义父。 蒋介石得知汤恩伯的死讯，也只冷漠地说了一句：“死了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