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怕侍候黑人”，二战结束后，日本为了讨好美军，强迫国内平民女性，给美军当慰安妇，一名慰安妇一天要接待50多名美兵，她们直言生不如死。 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1945年的那个酷热夏天。就在那一年的8月18日，距离天皇宣读那份震惊世界的《终战诏书》仅仅过去了三天，整个东京还弥漫着烧焦的木头味和绝望的死寂。 但在霞关的政府大楼里，一群衣冠楚楚的大人物却正忙着敲定一笔生意。 这是一笔价值5000万日元的巨款。你要知道，那时候的日本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老百姓连一口像样的饭团都吃不上，但这笔钱却批得异常痛快。 大藏省财税局长池田勇人大手一挥，钱就划拨出去了。这笔巨款不是用来重建废墟，也不是用来救济饥民，而是用来购买一样东西——女人的肉体。 这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RAA（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的起点。日本内阁那些高官们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他们把这叫做“防波堤”。 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用一部分底层女人的贞操，去构筑一道肉墙，挡住即将登陆的35万美军的欲望，好让那些皇族、华族和财阀家的大小姐们能平平安安地保住清白。 这听起来是不是像个黑色幽默？令人惊愕的是，一个国家保护国民的途径，竟沦为将其中一部分人主动当作祭品献出，这一荒诞之举，实在背离了保护国民的初衷，引人深思。 一开始，政府那帮人想得挺美，觉得找原来的职业妓女顶上去就行了。结果没想到，这些平时被社会看不起的风尘女子，这次却把腰杆挺得笔直。 她们拒绝了。理由很直白：不想伺候敌人，更害怕传言中西洋人那巨大的体格差异，“会把人弄成两半”。 职业妓女不干，这“防波堤”还得修啊，怎么办？政府那帮人就把目光盯上了毫不知情的平民良家妇女。 到了9月20日，日本各大报纸上突然冒出来一种奇怪的广告，招聘“涉外俱乐部事务员”。 这简直就是裹着糖衣的砒霜。广告上写着：包吃包住，提供服装，高薪水，限18到25岁。 对于当时正处于饥荒边缘、为了一个红薯就能打破头的日本平民女性来说，这哪是招聘，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像受过良好教育的雪子这样的姑娘，哪怕心里犯嘀咕，为了活命，为了帮衬家里，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报名。短短三个月，就有六万人咬钩。 等她们被蒙着眼睛带到那些所谓的“俱乐部”——其实就是废弃的兵营、地下室，甚至是简陋的隔间时，一切都晚了。 那里没有办公桌，只有一张张只要能躺人就行的床。等待她们的，是如同噩梦般的“流水线作业”。 数据是冰冷且残酷的。在RAA运营期间，一名女性平均每天要接待几十名美国大兵，最高的记录甚至达到了骇人听闻的55人次。 这哪里是人？在那些管理者和美国大兵眼里，她们就是一具具会呼吸的充气娃娃，是纯粹的生物耗材。 更让这些女性感到生理性恐惧的，是面对黑人士兵。 这不仅仅是源于种族偏见，更多的是一种基于体格悬殊和暴力行为的深深绝望。 很多姑娘这辈子连外国人都没见过，突然要面对体型强壮、借着酒劲发疯的黑人大兵，那种心理阴影是毁灭性的。 资料里提到过一个细节，哪怕是在地下室或者隔间这种像监狱一样的地方，只要听到黑人士兵嘈杂的脚步声和浑浊的喘息声，姑娘们就会止不住地发抖。 甚至在RAA正式开业前的8月28日，那个叫小町园的慰安所，大门还没开，一帮美国大兵就冲进去，把里面的工作人员打得鼻青脸肿，把所有姑娘集体强奸了。 这就是日本政府承诺的“保护”？ 这桩肮脏的生意里，唯一的赢家是那些拿着政府拨款、还能从美国人手里截留嫖资的右翼经营者。 美国兵一次支付100日元，绝大部分都进了老板和官员的腰包，落到姑娘们手里的，连个零头都不到。 那这个人间炼狱是怎么结束的呢？是因为良心发现吗？当然不是。 是因为“产品质量”出了问题。 由于高强度的滥交和恶劣的卫生条件，性病像野火一样在美军中蔓延。当时驻日美军里，超过四分之一的人都染上了花柳病。 再加上美国国内牧师和军人家属的强烈抗议，这事儿才闹到了麦克阿瑟那里。 1946年3月10日，美军司令部一声令下，RAA被强制关闭。 接下来的这一幕，才是最让人心寒的。3月26日，日本政府遵照指令解散了RAA。 那55000名曾被视作“防波堤”的女性，瞬间就成了用过的废纸。没有一分钱赔偿，没有一句道歉，甚至连治疗性病的药都没有，直接被赶到了大街上。 她们能去哪？家回不去了，身体垮了，名声烂了。 为了活下去，她们只能站在街角，涂着劣质的口红，继续向路过的美国吉普车招手，变成了被人唾弃的“潘潘”（私娼），或者给美国兵当临时情妇（安丽）。 等到美国人撤走，留给她们的只有一身的病痛和生父不详的混血孩子。 就像电影《人证》里演的那样，这些混血儿成了日本社会无法愈合的伤疤，而他们的母亲，那几万名被国家诱骗、利用然后像垃圾一样扔掉的女性，在沉默中烂在了历史的角落里。 信息来源：中国西藏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