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倒了后，不少八旗格格没了收入，只能去八大胡同做皮肉生意，但她们会强调自己是“正黄旗”或“镶黄旗”的，客人觉得沾了皇气，愿意多给钱。 这话听着荒唐，却是民国初年北京城最扎心的现实。那些曾经金尊玉贵的格格们，打小过的是“伸手不沾水，张口有人喂”的日子。吃饭要摆满汉全席的排场，穿衣要绫罗绸缎的精致，走路有丫鬟扶着，说话有太监捧着，连出门都要坐八抬大轿，前呼后拥。 谁能想到，一场辛亥革命，就把这些格格的好日子彻底掀翻了。清朝没了，俸禄断了根，内务府的粮仓再也不会按时送来米面粮油，那些曾经巴结着她们家的官员，转头就去投奔了民国政府。格格们手里的家底，看着厚实，实则经不住折腾。她们打小就没学过谋生的本事，针线活嫌糙，算账嫌烦，种地更是连锄头都握不稳。先是变卖首饰玉器，把压箱底的翡翠镯子、珍珠项链换成银元；再是当掉院子里的古玩字画，那些前朝皇帝御赐的墨宝，转眼就进了当铺的库房；到最后，连住了大半辈子的宅子都抵了债，只能挤在胡同里的小杂院，几家人共用一个灶台，一个水井。 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人指着八大胡同的方向，叹着气说了句：“好歹能混口饭吃。”这话像一根刺，扎得格格们心里疼，可肚子饿起来，疼也得忍着。她们抹掉眼泪，脱下身上浆洗得发白的旗装，换上一身还算体面的粗布衣裳，低着头走进了那片灯红酒绿的地方。 刚去的时候，她们还端着最后的架子。客人来了，不会像别的姑娘那样巧言令色，只会规规矩矩地坐着，说话还是老北京旗人的腔调，慢声慢气的，带着点骨子里的矜持。有人问起她们的来历，她们犹豫半晌，还是会红着脸说一句：“奴家世居正黄旗。”这话一出口，还真有客人愿意多掏银元。那时候的北京城，不少前清的遗老遗少，还有些猎奇的富商，总觉得“正黄旗”的名头带着点皇家的余韵，能沾沾“皇气”，是件稀罕事。 可稀罕归稀罕，日子过得还是苦。她们住的屋子，不过是几平米的小隔间，摆一张床，一张桌子，就没了落脚的地方。以前喝的是龙井、普洱，现在只能喝得起最便宜的粗茶；以前顿顿有鱼有肉，现在能啃上一个白面馒头，就觉得是好饭。更让她们难堪的是，有时候会遇到以前家里的下人。那些曾经给她们端茶倒水的小太监，如今穿着体面的长衫，摇着扇子走进来，看见她们，先是一愣，随即露出几分鄙夷的神色。这种时候，格格们只能把头埋得更低，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有个叫婉容的格格，是正宗的镶黄旗出身，祖父曾是内务府的大臣。她刚去八大胡同的时候，死活不肯说自己的旗籍，直到有一次，一个客人嫌她木讷，要少给银元，她才咬着牙说了句“我是镶黄旗的”。客人一听，果然加了钱，可她回到屋里，抱着被子哭了整整一夜。她想起小时候，祖父抱着她，指着院子里的海棠树说：“咱们旗人，骨头要硬。”那时候的她，哪里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靠着“镶黄旗”的名头，换一口饭吃。 民国初年的北京城，这样的格格不在少数。她们守着最后的那点尊严，在八大胡同里讨生活，把“正黄旗”“镶黄旗”的身份，变成了能多换几个银元的筹码。这不是她们愿意的，是时代推着她们走到了这一步。那些曾经的荣华富贵，就像一场梦，醒了之后，只剩下一地的狼藉。 有人说她们丢了旗人的脸，可谁又能知道，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活下去，才是最要紧的事。她们没有偷，没有抢，只是用自己仅有的东西，换一口活命的饭。那些嘲笑她们的人，未必比她们活得更有骨气。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会因为谁的身份尊贵，就停下脚步。前清的格格也好，民国的百姓也罢，在大时代的洪流里，都不过是一粒尘埃。那些关于“正黄旗”的吆喝，听着荒唐，实则是一个王朝落幕之后，最让人心酸的注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