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已经不再遥望香港了！1990年时，深圳的GDP仅为171.6亿元，而香港的GDP高达3680亿元，是深圳的21倍。到了2024年，深圳的GDP增长到了3.68万亿元，而香港的GDP只有2.9万亿元，落后深圳7800亿元。 深圳的增长从不是偶然，核心动力藏在持续加码的创新投入里。这座城市从一开始就拿到了最灵活的政策支持，不用被传统发展模式束缚，能放开手脚吸引企业和资本。更关键的是，它把研发当成了长久之计，2024年的研发经费已经冲到2453亿元，占GDP的比例达到6.67%，稳居全国第一。 而且这些投入大多来自企业，占比高达93.5%，企业真正成了创新的主力军。这种投入不是昙花一现，“十四五”以来年均增长12.9%，比全国和全省都快，从2015年不足800亿元到2024年翻了两倍多，一步步实现跨越式增长。 持续的研发投入换来了实打实的产业升级，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的研发投入占了全市一半以上，汽车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速迅猛，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比重超过四成，高技术制造业撑起了规模以上工业的半壁江山，这种实打实的产业硬实力，成了GDP持续攀升的发动机。 人口活力是深圳增长的另一大底气。2024年末常住人口接近1800万，其中非户籍人口占比64.9%，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带着闯劲而来，形成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而且他们大多集中在创新和产业领域，与研发投入形成呼应，46.1万人年的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让技术转化有了坚实的人力支撑。更重要的是，这座城市的经营主体超过440万户，日均新登记企业近千户，这种活跃的市场氛围，让创新想法能快速变成实际产业，形成“投入-产出-再投入”的良性循环。 反观香港，增长放缓的根源在于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上世纪50到60年代，香港制造业也曾风光，纺织、电子、玩具等产业撑起经济半边天，1980年制造业占GDP比重还能达到23.7%。但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纷纷北迁，香港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去工业化，到2023年制造业占比只剩1%左右，几乎退出了实体产业竞争。 取而代之的是服务业一家独大，2023年服务业占GDP比重高达93.5%，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就占了24.9%，加上地产、贸易等行业，形成了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结构。这种结构看似高端，却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抗风险能力偏弱。金融和地产业容易受外部环境波动影响，一旦国际市场有风吹草动，增长就会受限，近几年金融保险业增速低迷甚至出现负增长，就是明显的表现。 香港的发展还受限于资源和定位的固化。作为国际化都市，它曾是内地对接全球的重要窗口，贸易、金融等领域占据独特优势。但随着深圳等内地城市直接对接国际市场的能力增强，香港的中间枢纽作用被逐步分流。 而且香港的研发转化能力不足，虽然有不错的科研基础，但缺乏实体经济承接，很多成果难以转化为产业动力。相比深圳93.5%的企业研发占比，香港的创新资源没能有效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只能依赖传统优势产业维持。 两座城市的发展轨迹，本质上是不同发展模式的较量。深圳走的是“实体+创新”的路子，从承接产业转移到自主研发升级，一步步夯实产业根基，每一次增长都有实实在在的产业支撑。而香港则陷入了“去工业化+虚拟经济依赖”的路径，虽然曾经凭借区位优势实现了高速发展，但缺乏新的增长引擎，后续动力不足。 这种差距的拉大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深圳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靠的是持续的创新投入、活跃的市场生态和充足的人口活力。香港则因为产业结构调整不及时，没能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能在传统优势产业里徘徊。2024年的GDP反超，不过是这种发展模式差异的必然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超不是谁取代谁，而是区域发展格局的重塑。深圳的崛起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也离不开香港曾经的带动作用。而香港的发展空间，依然藏在与内地的深度融合里。但从单纯的GDP数字来看，深圳确实已经完成了从“遥望”到“超越”的转变，这背后是一座城市敢闯敢试的精神，是持续投入的耐心，也是顺应发展规律的必然。